□本报评论员 盖云飞
文化，既是战争的利器，也是精神的盾牌，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之际用以识别自我、凝聚共识、传递信念的无声炮火。在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文化抗战”的号角从未被日本军国主义轰炸北大营的隆隆炮声所掩盖。从沈阳涌出的“文化抗战”之流，如浑河水般奔涌不息，逐渐汇成席卷全国、影响世界的浩荡江河。
直至今天，无数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仍在不断涌现，以多样艺术形态持续诠释着那段血火岁月所淬炼出的伟大抗战精神。
文化抗战的种子，从沈阳开始萌发
沈阳，是中国“14年抗战”的起点，也是14年“文化抗战”的原点。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第一时间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华民族14年不屈不挠的抗战之路就此开始。
这份在沈阳发出的宣言，如燎原之火瞬间席卷中国大地，点燃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爱国热情，吹响了“文化抗战”的号角。
他们奋笔疾书，小说、戏剧、诗歌、歌曲等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传颂，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真相、激发民众同仇敌忾、英勇斗争的重要手段。
1931年9月20日，爱国诗人姚伯麟创作了旧体诗《辽警有感》，此诗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较早呼吁抗日的诗歌。
1931年11月9日，作曲家黄自创作的《抗敌歌》（原名《抗日歌》），从上海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
1931年10月25日—29日，金剑啸、潘富玉创作的独幕剧《海风》《最后一课》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这两个并不成熟的剧本，却用最快捷的方式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帷幕。
1933年3月，东北作家李辉英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出版，成为东北抗战文学的先声。
而在沈阳，震惊世界的“文化抗战”大事也在悄然发生。
置身于苦难旋涡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并没有退缩，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这9位有识之士组成“爱国小组”（后被称为沈阳“九君子”），用近5个月时间，收集、整理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文件、标语、布告、剪报等资料和图片，粘贴在相册上制作成一部书，又特别为这本书缝制了一个口袋，还在口袋上精心绣制了一个英文单词：TRUTH（中文译为“真相”）。
1932年4月21日，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来到沈阳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将《TRUTH》（中文名《真相》）交到了国联手中，这套证据一一揭穿了侵华日军的欺世谬论，被作为重要依据纳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裁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伪政权，推动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首次定性。
《TRUTH》的完成，不仅成为沈阳“文化抗战”的国际符号，也让文化抗战的烈火由沈阳向全中国蔓延开来。
国难记忆，在“东北作家群”笔尖凝聚
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坛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是一群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结成的一个作家群落。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马加等。他们的作品带有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充满悲壮的爱国主义情调。
“东北作家群”，是最早投入“文化抗战”的文艺群体。
他们与沈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1年9月，身在沈阳的萧军目睹了城市的沦陷，侵略者的残暴，国人的屈辱成为他一生中最深刻且最痛苦的记忆。1932年2月，萧军又一次目睹了哈尔滨的沦陷，受到了极大刺激的他在这一年，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1935年，萧军《八月的乡村》与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一同被列入“奴隶丛书”，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在左翼文坛引起轰动，迅速在读者中产生影响。这部交织着血与泪的作品，把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让关内民众看到了东北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不屈反抗，同时小说也警示关内不要成为第二个东北。
1932年初，李辉英在完成《万宝山》创作后，于7月底潜回东北，先后到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对沦陷的故土进行了实地考察。9月底返回上海后，以这次回乡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写出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小说和散文，先后出版了《两兄弟》《丰年》《人间集》3部短篇小说集。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作家马加辗转流亡到北京。1932年，他从北京回到沈阳。此后的两年时间里，马加白天干农活，晚上与亲戚邻里闲谈，观察沦陷区的生活。勤劳淳朴却穷困潦倒的庄稼人，令百姓不堪重负的苛捐杂税，青纱帐里的义勇军……1934年，他再度返回北京开始了流亡生活并潜心创作，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敌人刺刀统治下的一点真实生活”，都成为第一手素材被写入1936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寒夜火种》。刊载于《文学导报》的这部作品，向当时“到处是严冷的寒夜”的东北，投下了希望和真理的光芒。《寒夜火种》以溥仪登基为背景，鲜活呈现了东北沦陷后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展现百姓苦难和复杂社会矛盾的同时，又写出了百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时的反抗和斗争，揭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武装力量，去夺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是东北人民的唯一生路。
还有舒群的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白朗的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等，都反映了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人民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
“东北作家群”笔端的国难记忆，是流亡的东北作家同历国难最真实的体验，是家国情怀最真实的流露，也是“文化抗战”最有力的号角，影响着千万人民投身到抗争的洪流中去。
心系故土，沈阳作家的“文化抗战”
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而坚守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归。
在许多东北作家流亡关内的时候，还有一大批沈阳籍作家选择在沦陷区继续以笔为武器坚持“战斗”。
金剑啸，无疑是沈阳作家的杰出代表。金剑啸，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诗人、画家、剧作家兼导演，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1934年12月初主编《大北新报画刊》，1935年任齐齐哈尔市《黑龙江民报》社文艺副刊编辑。他用笔名“巴来”继续进行革命文艺宣传活动，创办了《芜田》副刊，创作了第一首歌颂东北抗联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继而组织业余剧团“白光剧社”，公开演出革命话剧。1936年回到哈尔滨。任《大北新报画刊》主编。画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文、照片和漫画等。6月13日下午，金剑啸在编辑部被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特务逮捕。1936年8月15日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
女作家白朗原名刘东兰，1929年9月与沈阳作家罗烽结为夫妇。1931年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同盟。1932年，白朗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任《国际协报》记者。1935年到上海成为职业作家，曾创作短篇小说《牺牲》《伊瓦鲁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等。
罗烽原名傅乃琦，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夜哨》文艺周刊主编。1935年加入左联，任上海文艺家协会驻会秘书。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等。
小说家李克异，原名郝维廉，13岁的李克异，就因用沉默对抗学校“日语讲演会”上的“日语对话”而被恼羞成怒的日本教官开除学籍。忧国忧民之心，拯世救国之情，构成了青年李克异的整个精神世界。同那些屈服于日寇的淫威的粉饰文学针锋相对，李克异的创作一开始就直面日寇蹂躏下的黑暗人生。青年时代流亡到北京，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同时开始创作，以袁犀等笔名，发表小说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当时很有影响。
金肇野，原名爱新觉罗·毓桐，是我国知名的木刻家、作家。九一八事变后，金肇野加入抗日义勇军，在辽西、热河一带与敌寇苦战半年多，后流亡北京。1932年开始在《京报》、《北辰报》上发表《我的义勇军生活》《街头一岗警》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散文和特写，并很快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戏剧家联盟》，其以工人罢工为题材创作的木刻《待哺之群》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是当代美术史上最早反映工人罢工运动的作品之一。
一种文化，一旦转化为民族的某种传统，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和精神的象征，它也会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印记而被赓续，成为沈阳这座英雄之城最好的注脚。
沈阳永续“文化抗战”的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阵地的转移，东北流亡作家的斗争领域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1937年9月，白朗、罗烽等多位作家从上海撤离去往延安，辗转中，他们一边编刊物一边创作。
1938年，金肇野从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写下了大量的特写和通讯作品。
1942年5月2日，延安杨家岭的会议室里，近百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萧军、马加、罗烽和白朗等“东北作家群”代表也在其中，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这里要召开的就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马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描写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广受赞誉。它是作者实地深入前方生活的结晶，代表着这一时期延安的东北作家的最高文学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东北流亡作家创作阶段的结束。
14年抗战结束后，东北作家肩负使命在多个领域继续奋斗。在他们身后，一代又一代新的东北作家不断崛起，连绵不绝。而围绕伟大抗战精神的梳理和研究的各类文艺作品也陆续付梓，沈阳乃至辽宁持续挖掘多元抗战记忆，拓展叙事边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
当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钟声再一次响起，历史的回响让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团结民众的纽带，是打击敌人的武器，是民族解放的鼙鼓，它以铿锵跌宕的旋律、遒劲昂扬的词句和爱憎分明的笔墨，表达了中国人民饱满的爱国情感与不屈的抗敌心声，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这种精神将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勇毅前行。
而在沈阳，“文化抗战”将成为一座丰碑而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