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伏桂明 周贤忠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中，有一幅深沉而悲壮的画面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数十万东北流亡师生跨越山海、辗转千里，在烽火硝烟中守护教育火种的壮举。他们不仅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早的受难者与反抗者，更以文化延续为武器，打响了一场关乎民族存续的“未来之战”。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10多年前，曾经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齐聚一堂，低声吟唱着这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他们的声音或许已不再洪亮，却依然铿锵有力，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悲壮与决绝。这些老人——东北中山中学与东北中学的流亡校友——用颤抖的嗓音重温的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誓言、一个民族的存亡呐喊。
歌声将他们带回了八十多年前的流亡岁月：每日清晨的军号声中，少年们列队奔跑，高唱救亡歌曲；每月18日的国耻纪念会上，师生们默哀鸣钟，聆听前线将士的抗战事迹；深夜里，宿舍中时常传来压抑的哭泣与低吟，那是失去亲人的少年在梦中呼唤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对东北人民而言，“最后关头”早在六年前就已到来。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揭开了一场持续14年的苦难序幕。东北大地沦陷，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正是从这一天起，无数不甘屈服的东北青少年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紧密交织，他们的抗争成为中国抗战史诗的悲壮序章。
绝境中的文化救赎
流亡，从来不是轻松的选择。对于这些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而言，离乡背井意味着与前路未卜的冒险同行，与生死离别的痛苦相伴。
在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暴虐的罪行》中，几组数据至今读来仍令人窒息：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万人，经过1933年的“清洗”，只剩下1.6万人；日本特务机关在沈阳、吉林、安东等地多次屠杀爱国师生，仅沈阳第三中学一次就有35名学生遇害。
更为残酷的是日寇推行的文化灭绝政策。在沦陷区，中国历史被篡改，汉语教学被限制，学生们被迫学习日文，向东南方向（日本皇宫方向）行礼，接受“日满亲善”的奴化教育。沈阳市民张相华老人曾回忆道：“我们每天要背诵《国民训》，看日本宣传电影。当看到日本兵被打死时，我们会惋惜‘太可惜了’；看到中国人牺牲时，我们竟会拍手叫好。”老人声音颤抖：“要是抗战再晚胜利几年，我们这些人就会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当炮灰，去打自己的同胞了。”
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不仅要占领中国的土地，更要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根脉。正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所言：“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
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流亡成为了一种抗争，一种对文化灭绝的殊死反抗。东北中山中学老校友孙季良动情地回忆：“1934年3月26日，东北中山中学创立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小的不过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好像看到了母亲，跑着，欢笑着，投向她的怀抱，吮吸着她的乳汁，期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为母亲的护卫者……”这些少年背负的不仅是个人求生的渴望，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存续的希望。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文明传承的重担。
苦难中的教育长征
东北流亡学生的南迁之路，堪称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长征。据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记述：“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流亡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迁徙，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在这场大迁徙中，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和东北中学为代表的流亡学校，成为保存东北教育火种的重要载体。师生们一路南下，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长沙、桂林、重庆……沿途跋涉数千里，历经轰炸、疾病、饥饿的考验。
当年的流亡学生，原中顾委委员、辽宁省委原第一书记郭峰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每个角落里尽都是阴沉沉的暗湿。若是从哪一个破墙缝中透出一丝阳光，那我立刻就像获得了财宝一样喜悦，因为阳光对我们比什么都珍贵啊。……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再向人间跳；那么让我用最大的勇气活下去，为了明天，我必须坚忍着奋斗在黑夜……”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坚持教学与学习。没有教室，就在庙宇、祠堂甚至山洞中上课；没有教材，教师就自编讲义，学生手抄笔记；经常要躲避空袭，警报一响就要立即疏散。但即便如此，学习的热情从未熄灭。东北中学老校友回忆：“每天的作息时间均以军号为令。起床后集合跑步，跑后大家高唱救亡歌曲……每月18日，全体师生举行国耻纪念会，让从前方回来的将士和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讲述抗日事迹和同胞在沦陷区被日寇残害的情况。”
这种在流亡中坚持办学、在炮火中坚持求学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文化韧性。正如朱光潜所言：“救国之道，不只是在注意物质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相互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没有硝烟的战场
东北流亡青年的抗争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迁徙上，更体现在文化阵地的坚守上。他们深知，文化抗战是与军事抗战同等重要的战场。
在沦陷区内部，爱国文化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着不屈的文化抗争。金剑啸（巴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位1931年入党的东北青年，在哈尔滨组织“星星剧团”，创办《大北新画刊》，以戏剧、美术、诗歌、杂文为武器，揭露日伪黑暗统治，唤醒民众民族意识。他的画作《五一的日子》等作品充满战斗性。1936年6月，金剑啸在齐齐哈尔被捕，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于同年8月15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临刑前他高呼口号，展现了东北文化战士的铮铮铁骨。
在关内，东北流亡青年成为抗日文化创作的重要力量。1935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讲述的就是两名流亡到上海的东北青年如何从迷茫到觉醒，最终走上抗战前线的故事。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词，正是东北流亡青年群体的真实写照。
流亡学生们还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组建话剧团、歌咏队，深入城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他们的演出常常让观众泪流满面，激发起强烈的抗日热情。东北大学学生组成的“东大抗战后援会”走遍大半个中国，通过文艺演出募集抗战资金，宣传抗日理念。
这些文化抗争，看似不如战场厮杀壮烈，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打破了日寇的文化封锁和精神奴役，守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最终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
流亡青年的救国担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企图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之际，一二·九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在这场运动中，东北流亡青年群体发挥了先锋与主力军的作用。东北大学成为第一个走上街头请愿的学校，流亡学生宋黎是这次请愿游行的总指挥。当时，清华、北大等高校学生因西直门被关闭无法进城，东北大学学生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
在中学方面，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在郭峰、李涛、甘重斗等学生领袖带领下，200多人冲破军警包围圈，与东北大学学生会师于新华门。随后，东北中山中学师生1000多人有组织地参加了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大示威活动。北大教育系学生陆平（后任北大校长）回忆说，东北流亡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最为坚决和勇敢，“他们失去了家乡，对抗日救亡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和最强烈的愿望”。
据统计，在1931-1936年的五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中，有四次由东北流亡学生担任指挥，五次全部是主力军。这些流亡少年少女们，用他们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唤醒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意识，推动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舆论氛围。
傅斯年在1932年指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东北流亡青年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表现，正是这种民族复兴希望的具体体现。
移动的“山海关”
东北流亡青年群体在中国抗战史上应当占据怎样的位置？他们堪称一座移动的“山海关”，连起了关内关外的抗日力量，铸就了文化抗战的坚强屏障。
从时间上看，东北流亡青年是中国全面抗战最早的觉醒者和行动者。在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的幻想中时，他们已经经历了六年“最后关头”的生死考验。1936年10月，东北流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张兆麟在《西京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信约》，高呼：“我们是事变（九一八）后首遭牺牲的人……我们要复土，我们要回家……惟有振起精神，就其才力所及，以最大最善之努力唤起国人，冀以完成民族复兴、雪耻复土的艰巨工作。”这种“首遭牺牲”的切肤之痛，使他们成为中国文化抗战的第一发动力。
从实践上看，东北流亡青年既是武力抗战的重要力量，更是文化抗战的中流砥柱。成千上万的东北流亡青年奔赴抗战前线，或潜回家乡组织义勇军。同时，他们通过教育流亡、文化创作和抗日宣传，进行了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未来之战”。正如鲁迅所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东北流亡青年保存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
从影响上看，东北流亡青年为全民族抗战作了最充分的动员和最具说服力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力量；他们既是文化抗战的象征，也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他们的流亡办学比全国性的教育西迁运动早了整整六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保存了珍贵的文化火种。
抗战胜利后，这些经历过流亡磨难的东北青年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纷纷北归故乡，成为解放和建设东北的重要力量。石光、李正风、苏简、薛明、沈流、吴铎、庞然、金硬、李涛、谷正荣、李剑白、赵德尊……这些名字或许今天已不为人熟知，但他们当年都是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后来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永不熄灭的教育火种
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重光。但东北流亡青年的故事不应随着时光流逝而被淡忘。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移动“山海关”，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一座丰碑。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苦难与抗争，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的文化自觉与坚守。东北流亡青年们证明：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流亡不仅是空间上的位移，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坚守；抗战不仅是武力上的对抗，更是一场文化上的较量。
张相华老人说：“我心里始终都有根儿刺在扎着我，一想起来我就会痛！”这根“刺”是奴化教育带来的精神创伤，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警示。它提醒我们，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认同，文化安全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安全。
东北流亡青年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教育的力量永不熄灭，文化的力量永不断流。正如朱光潜所言：“培养中国文化的生命与元气，便是中国抗战的未来之战。”这场“未来之战”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
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东北流亡青年所展现的爱国情怀、文化自信和教育理想，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教育火种，已在神州大地形成燎原之势，照亮着民族前行的道路。
这座由血肉浇筑、信念熔铸、文化凝成的移动“山海关”，已如不朽丰碑，深深镌刻于国人之心，亘古永固，不可摧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