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伏桂明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引领作用，更从历史逻辑与实践形态上，阐明了全民族共同抗争的伟大意义。
回望历史，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迅速陷入深重危机。在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国民政府仍奉行“不抵抗”政策的黑暗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唤醒民族意识、组织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以清晰的立场、坚定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本质，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这份宣言超越了时空局限，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第一次宣言，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自觉与凝聚。
《九一九宣言》如同一粒火种，在至暗时刻点亮了抗争的道路，为后来沈阳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它不仅象征着辽沈人民的不屈精神，更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政治远见与使命担当。这为沈阳地区早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与理论的基础。这也深刻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与领导，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没有人民的觉醒与奋起，就没有抗战的伟大胜利。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时代的启示——唯有在正确领导下凝聚全民力量，才能战胜艰难险阻，捍卫民族尊严与国家独立。
黑夜中的思想闪电
《九一九宣言》以其发布时间的率先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宣言”。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举国上下尚处于震惊与茫然之中。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共满洲省委基于长期的情报准备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在第一时间对事件性质作出准确判断，在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并以“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这些话”这样铿锵有力的语言，彻底撕下了侵略者的伪装。
这份宣言展现出非凡的思想穿透力。它深刻指出侵略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其本质是要将东北变为“完全殖民地”。《九一九宣言》将日本帝国主义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同时尖锐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帝国主义”“忍耐”“镇静”政策。这种批判完成了将“国家民族”与“妥协政府”的思想剥离，明确指出“真正的爱国必须反抗侵略，而反抗侵略必然要反对妥协投降的当局”。这一重要思想为争取一切爱国力量扫清了障碍，极大地扩展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在《九一九宣言》的影响下，沈阳各界民众纷纷奋起抗争。
九一八事变仅仅九天后，在全国仍处于震惊与悲愤之中时，两面对日抵抗的旗帜几乎同时举起。在北平，流亡关内的东北各界名流、爱国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汇聚于西单奉天会馆，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沈阳新民沙岭岗子，绿林英雄高鹏振召集旧部、热血青年和受压迫百姓，宣布成立“镇北军”，树起东北民众自发抗日的第一面武装义旗。连接这两个抗日阵线的关键人物是张永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亲历了救国会的成立，并被派遣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怀揣“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势力”的信念，他毅然重返危境，主动联络高鹏振部，推动这支绿林武装向正规抗日部队转变。张永兴的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沈阳地区的早期实践，体现了知识阶层与民间武装的有效结合。
百川归海的民族伟力
沈阳沦陷后，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熔炉，将各阶层民众熔铸成抗日的钢铁长城。这种熔铸不是简单的力量叠加，而是一种质的飞跃——各社会力量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突破了原有的社会隔阂和政治歧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
在东北军主力奉命撤退的混乱时刻，部分爱国官兵在突围中予以还击，更有官兵在撤退途中主动脱离大队，潜伏地方以待抗日时机，彰显了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气节。更具战略眼光的是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他不仅亲率2000余名警察与日军巷战，更在撤退后以警务系统为框架，大规模整编各地自发武装，至1931年底已编成抗日义勇军20余路。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力量也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民族担当。辽南的项青山、张海天等绿林首领率部而起，这些原本散落江湖的力量，在民族大义面前毅然调转枪口，共赴国难。他们中许多人出身贫苦，曾经为生计所迫落草为寇，如今却为保卫家园而战。这种转变，正是民族觉醒的生动写照。
沈阳作为东北工业中心，工人们以独特方式投入抗日斗争。兵工厂、军械所的工人冒险私造零部件、偷运弹药；许多技术工人携带工具直接投奔义勇军，成为维修枪械、制造爆破装置的技术骨干。更可贵的是，他们在日伪控制的核心区域构建起隐蔽的抗日网络，承担情报传递、协同作战等任务。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支撑起抗日的第一道防线。
知识分子们则以笔为枪，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流亡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人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为关外抗日运动的指挥枢纽和资源平台。青年学生纷纷罢课请愿，投笔从戎。1931年11月，东北青年学生和民众代表赴南京请愿，高呼：“请政府出兵，我们愿做前驱！”这声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历史的长廊中回响。
商人阶层则通过商会组织大规模募捐，筹措资金购买武器药品，借助商业网络秘密输往前线。许多爱国商人积极参与抵制日货运动，从经济层面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的贡献证明，抗日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全方位的民族自救。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性的整合作用。在各股力量自发奋起却缺乏协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派赴沈南地区的代表李兆麟，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以民族救亡为旗帜，广泛团结乡绅、原东北军军官、绿林武装和广大农民。在其努力下，沈南地区实现了党的组织领导、旧军队军事经验、绿林战斗力和民众参与热情的有效融合，也为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打下基础。
这种“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战特性，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雏形。它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面临存亡危机时，社会各阶层能够超越原有的利益隔阂和政治分歧，形成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
“多维抗争”的1932年
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试图以“东北人民自愿独立”的虚伪叙事遮盖其侵略实质。面对这场精心策划的殖民骗局，沈阳城内外的抵抗力量以武装斗争、情报收集与国际舆论动员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一场层次丰富、气魄恢宏的抗争，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初期的重要实践。
这一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但几乎同一时间，多路抗日义勇军联合发起对沈阳的围攻。尽管受限于装备落后与协调不足，未能破城，但这场发生在国联调查团来华期间的军事行动，本身即为一次有力的政治宣言——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击穿了日方所谓“东北自愿独立”的谎言。而在城市的另一面，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危险的斗争正在秘密进行。由中共地下党员巩天民与其他八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沈阳爱国志士——后来也被称为“九君子”——冒着生命危险，系统搜集、整理日军侵略证据，编纂成题为《TRUTH》的实证材料，并毅然签署真名，递交国联调查团。他们以专业、冷静而勇敢的方式，将沈阳的抵抗声音带入国际视域，完成了一次极具现代意义的民间外交行动。
军事上的围攻与外交场合中的揭露，彼此呼应，形成一种立体而有效的抗争格局。它不仅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也为日后国联否认伪满政权奠定了事实基础。
可斗争远未终止。随着夏季到来，另一项更为周密的光复计划在暗中推进。以沈阳县警务局长张凤岐为首的六位志士，利用职务身份在敌伪内部构筑起一个抗日网络，秘密动员近八千名警民力量，拟定于8月与城外义勇军里应外合、收复沈阳。他们拟定的已不是游击骚扰，而是一场具备翔实方案和统一指挥的军事合作，展现出早期统一战线在策略上的成熟与胆魄。遗憾的是，因叛徒出卖，计划暴露，六人被捕并就义。计划虽夭折，但沈阳周边的武装抵抗并未停止。赵殿良等部在八九月间三次攻沈，尤其突袭东塔机场、焚毁日机之举，经中外媒体报道，彻底揭穿了所谓“满洲治安良好”的虚假宣传。
这些行动虽未能实现光复沈阳的军事目标，却具有深远的政治与精神意义。从“九君子”的知识分子风骨、“六志士”的体制内抵抗，到各路义勇军的反复冲击，以及普通市民的暗中支持，一种跨越阶级、职业和政治立场的民族认同与共同行动正在形成。它标志着一个自觉、多元、联动的抵抗网络正在沈阳这座城市中生长。
这些努力或许在当时只是黑暗中的星火，却为后来全面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组织经验与精神资源。枪炮声、密件、签名和牺牲，共同书写出一个民族的共识：面对外侮，唯有团结与不屈，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沈阳的围攻，不仅是一场军事尝试，更是一次关于尊严、认同与抵抗的精神仪式。
历史钟声的当代回响
沈阳早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实践，不仅在当时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更为中国抗战史留下了宝贵遗产。这段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成就，更在于其蕴含的深刻启示。
它展现了思想先导的重要性。《九一九宣言》以其及时性、准确性和战斗性，在思想混乱的关头指明了方向，证明了科学的、坚定的政治主张是统一战线的灵魂，能够产生巨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
它证明了民族大义的凝聚力量。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沈阳各阶层、各武装力量之所以能暂时搁置分歧联合起来，正是基于对民族命运的共同体认知和对家国的深沉热爱。
它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多样形态。沈阳的实践表明，统一战线不仅是军事联盟，也可以是情报网络、外交攻势、经济抵制和舆论宣传。根据斗争形势和自身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合力。
它彰显了领导核心的关键作用。自发的抵抗力量分散而脆弱，中国共产党及其优秀党员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凝聚、提升和导向作用，将分散的力量汇入有组织的洪流。
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挫折与牺牲的意义。尽管许多行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或叛徒出卖而失败，志士们亦慷慨就义，但他们的英勇斗争和不屈精神震撼了中外，教育了人民，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4年过去了，沈阳城的钟声依旧在历史的长廊中回响。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沈阳钟声所见证的不屈脊梁，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任何困难和挑战面前，只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跨越不了的险阻。
钟声响起时，脊梁挺立处。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而精神的钟声永远长鸣。它提醒着我们：一个能够铭记历史的民族，必将拥有光明的未来；一个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国家，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更激励着我们：在任何困难和挑战面前，只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跨越不了的险阻。
这样的钟声，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
它是民族精神的回响，是不屈脊梁的见证，是照亮前行道路的永恒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