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是一座英雄城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域的沈阳，成为“前方的后方和后方的前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沈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迅速行动，自觉担负起参军参战、军工生产、军需供应、伤员救护、拥军优属等任务，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增产节约、爱国捐献等工作，举全市之力支援前线，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
踊跃参军
16岁女孩写血书上前线
一封血书，流落民间，现被收藏家所收藏，而写血书的主人公李爱淑就生活在沈阳，她孕育了4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听说第十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李爱淑说，她觉得自己是幸运儿，与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战友相比，自己已经多活了几十年，她珍惜每一天的幸福生活，并把她的幸福带给全家人和周围的朋友们。
1950年，16岁的李爱淑在沈阳朝鲜族第一中学上学。可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沈阳掀起了一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李爱淑和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
1950年12月初，李爱淑开赴前线，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31军团战地医院工作。入朝半个月后，她对战争已经有了一些体验与感悟。“那时的朝鲜到处是废墟，很少有完好的建筑，很少有村庄没有被轰炸的，人人都做了最坏的准备。”1950年12月22日下午，经过一夜夜行军，别人都在睡觉时，她走出防空洞，坐在一个山坡上，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我决心为自由、和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李爱淑说：“当时确实有一种青春激情，战斗到底的信念，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那时普通话水平还不行，只是个别字会写，所以血书就以朝鲜文为主。”
李爱淑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的全过程。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每天都有战士被送到战地医院救治。“负伤的战士都很年轻，有的眼睛被炸瞎了，有的胳膊腿被炸断了。记得1951年夏天的一天，我刚为一个战士包扎好伤口，再去为别的战士包扎，回来换药的时候，看到这个战士已经不行了。我曾经见证了一天24名战士牺牲。每当战士走一个，我就哭一回。我总在想，这些战士家里的父母要是知道了，该有多么伤心啊。我年龄小，整天以泪洗面。指导员就批评我，说战争总是要有牺牲的，你要学会勇敢，坚强起来。”
回忆这段往事，李爱淑的眼里充满泪水。
李爱淑喜欢给伤病员唱歌，以缓解他们的伤痛，她便成了“战地歌手”。她能歌善舞的特长还是部队首长先发现的。1952年年初，在战地医院工作一年多后，李爱淑被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4军192师的文工团，成为一名独唱演员。舞蹈队人不够时，她还当舞蹈演员。
她给战士们唱得最多的歌叫《王大妈要和平》。“战士们也许不知我叫什么名字，但一见到我，他们都管我叫‘王大妈’，那时我才18岁。”李爱淑说。没有麦克风，为了把歌唱好，她曾经唱到失声……1954年，李爱淑回到沈阳，此后一直在沈阳生活。
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沈阳人民记忆中的抗美援朝》一书记载：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党校的决定公布后，沈阳城区人民动员参军参战工作进入高潮。各界人士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要求参军到朝鲜作战。在抗美援朝期间，沈阳共有7400名青年参加志愿军。
据《沈阳日报》报道：1950年10月16日，沈阳市立十中韩锡镇、方泽廷、郑文学三名同学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志愿军。学校特别为这三名同学开了一个热烈的欢送会。就在欢送会的当天下午，全校分班举行了座谈会，同学们一致表示，要参加支援朝鲜保卫祖国的斗争。19日在校内又掀起了投笔从戎的热潮，一个小时内，提交申请书的就有380名。就连音乐老师刘抚东、图画老师邓砥中等六人也报了名。
这些英雄的沈阳儿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功受奖，为沈阳人民争了光。
捐款捐物
何渠若用过的手帕承载着沈阳人的热情
一块雪白的小手帕上绣着鲜红夺目的“最可爱的人”“沈阳市各界人民赠”“一九五三年建军节”字样，红白相衬，显得格外美丽。在手帕的最下方还绣有“皇姑区委会肖明丽”，可能为手帕绣者的名字。
这块小手帕送给了当时还留守在朝鲜的何渠若。1995年，何渠若家人将这块手帕捐给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也是沈阳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见证。如今，这块手帕正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纪念馆里展出。
1951年4月，何渠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1952年，他因过度劳累，病重吐血，返国内手术治疗。次年，病未痊愈，二度入朝作战，先后调任军部速成中学政委、坦克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何渠若所在的志愿军第16军仍在朝留守，直到1958年才回国。但这并不是何渠若参加抗美援朝的终结，此后他又参加了板门店谈判。
197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经过慎重挑选后决定：任命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何渠若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
1972年冬季的一天，何渠若正在谈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但他仍然坚持到谈判结束，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翌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何渠若回国治疗，最后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今北部战区总医院）。
1973年9月12日，何渠若病逝，时年53岁。同年10月，中央军委追认何渠若为烈士，他因此成为在朝鲜牺牲的最后一名志愿军烈士。
1992年，沈阳军区政治部向沈阳市民政局并市政府提交报告，建议将何渠若骨灰移葬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时归沈阳市民政局管理），理由是：何渠若在朝鲜战场战斗了近8年，又在板门店谈判了3年，他既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对敌作战的高级指挥官，又是在第二战场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的主要领导者，且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诸位烈士中，级别最高（正军职）。
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的沈阳市很快回复，同意何渠若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993年8月25日，何渠若被安葬在了烈士陵园主碑后面中区一排，与蔡正国、吴国璋、饶惠谭三名牺牲在朝鲜的军职干部并肩同眠。
何渠若用过的手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沈阳人民在抗美援朝期间捐款捐物的情况。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沈阳人民记忆中的抗美援朝》记载：“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沈阳人民积极响应，参加捐献者达50多万人。截至1952年5月19日，沈阳人民共捐献战斗机62架、捐款941.8亿元（东北旧币），超计划24％。此外，还捐献了30多万个慰问袋、12万册书刊及各种零散慰问品180万件，并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为赴朝作战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各行各业在军事加工订货任务中，还不断出现献工献料、缩短订货时间或不收加工费等事迹，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沈阳日报》报道了其中许多动人的场面——
1951年6月8日，沈阳市机器零件制造业同业公会便捐献15亿元（东北旧币，以下同），并向各同业公会提出开展捐献武器挑战竞赛。紧接着，沈阳市机械厂、矿山机械修理厂、铁路器材厂工人提出“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供给什么”的口号，鼓励全市人民尽其所能，为抗美援朝自愿捐献。
建兴铁工厂王子仁个人捐献500万元，还代表工厂捐献2500万元。万通电工厂年文发说：“我向大裕铁工厂曹经理应战，捐献1000万元。”已经捐献1000万元的大裕铁工厂曹伯龙经理，面对年文发的应战，当即表示再捐献1000万元。
沈阳各界群众想出很多办法，一面增产增收，一面大力展开捐献。沈阳市总工会还鼓励职工实行每周一天“义务劳动捐献日”等制度，把义务劳动日所得工资和奖金的部分或全部捐献出来，用以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
沈阳人民在参与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政治觉悟得到大大提高，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为了不让志愿军挨饿，在沈阳还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人场面：机关干部职工以及上万户居民，在街头支起铁锅炒面为前线赶制干粮。
沈阳市档案馆里留有一份《沈阳市煮肉炒面工作报告》（1950年12月7日档案号D1-1-261）。报告中提到：“我市煮肉任务是熟肉42000斤，在7天内完成并超过任务，共交牛猪熟肉44510斤，装箱1113个，超额熟牛猪肉2510斤。炒面第一批任务240000斤，第二批160000斤，共计400000斤，现已完成360000余斤，其余数字一、二日内即可完成并能超过任务。各单位接到任务后，情绪甚高，不眠不休数十天如一日，有秩序而负责地进行工作，均视为政治任务，各单位首长均能亲自动手检查，从未稍怠，此次任务中发挥了党团员的积极作用……”
全力以赴
10张银行支票
见证沈阳倾囊而出
2021年5月19日，沈阳市民王世惠、于铁、巩辛相约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向纪念馆捐赠由他们分别收藏的10张志城银行支票，支票内容涵盖副食品、纺织品、医药品、铁制品采购等信息，支票开出时间多为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期间，这些大额支票反映了沈阳各行各业努力完成军需生产任务、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记者在其中一张1951年10月29日开出的支票上看到，金额为人民币32万元，背面有“如意久针织厂”字样。捐赠人之一、退休前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工作的于铁分析认为，如此大额支出，应该是为志愿军生产服装、毯子等军需物品。
当时沈阳人民以“前线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各行各业在军事加工订货任务中还不断出现献工献料、缩短订货时间或不收加工费等事迹，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张1950年9月25日由志城银行支付给天生腐乳酱油工厂的支票，支付金额为东北流通券（1951年4月1日之后统一为人民币）12488万元，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12万余元。于铁说，这么大额的支出肯定不是一般企业的生产购销支出，应该是为志愿军出国作战紧急生产便于携带的食品，比如酱菜，应属于军需物品。
志城银行是一家民营银行，为什么会承接抗美援朝的银行业务？捐赠人之一王世惠退休前任辽宁省银监局副巡视员，曾当过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副行长，他解释说，在抗美援朝初期，志城银行曾担负起对志愿军军需汇款、支付结算等部分国家银行的业务，在国家银行建立前起到了过渡作用。1955年，志城银行由人民银行正式清理接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储蓄部。
而志城银行能积极参与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还与时任志城银行总经理巩天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组织动员沈阳工商业主积极捐献购买了40架飞机送到战场。他把自己应得的银行股金分红及利息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国家。1952年，巩天民以沈阳分团副团长身份参加了第二次赴朝慰问团，把祖国人民的深情带给朝鲜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捐赠人之一巩辛是巩天民的孙子。巩辛说，他为爷爷感到骄傲，这些支票见证了沈阳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见证了志城银行的爱国历史，也是爷爷革命生涯的一段历史见证。
在抗美援朝期间，沈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积极恢复生产，举全市之力支援前线，并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
“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这是沈阳发出的一份城市“请战书”，也是当时全城“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行动宗旨。
1950年11月5日，沈阳第三机器厂车工赵国有所倡议的新纪录运动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初具规模，他再次在报纸上发出号召：“搞好生产，提高生产，把工厂变成我们的战场，把机器变成武器，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
1950年11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重点提到了赵国有：“机器工人们，起来响应劳动模范赵国有同志的号召，展开车间竞赛运动，保证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机器。”
在新纪录运动基础上，以全国第一个劳模班组“马恒昌小组”为代表的沈阳劳动英雄们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推向高潮、推向全国。1951年1月，“马恒昌小组”向全国职工提出挑战，全国各地职工纷纷应战。从沈阳发起的这场爱国运动席卷全国。
对于沈阳的工人来说，“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是他们的战斗方式。正是在这场广泛的爱国生产运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涌现出来，比如“全国工业生产建设一面旗帜”王凤恩，“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等。
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沈阳人民记忆中的抗美援朝》记载，到1951年年末，全市有20个产业系统、254个工厂企业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参赛职工9万余人。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全市涌现出7600名先进生产者、670个先进生产小组、92个先进车间、103个先进科室。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周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