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罗烽与白朗都是沈阳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伉俪。日寇侵华后，他们流亡关内，以笔为枪，创作了大量揭露日伪暴行、呼唤民族觉醒的文学作品，成为“东北作家群”的中坚力量。抗战期间，他们辗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终抵达延安。其人生交织着文学创作、地下斗争、战地访问与政治风雨，堪称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为国呐喊又历经坎坷的缩影。
□徐光荣
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中，有两位杰出的女性文学的开拓者——萧红与白朗。白朗是我们沈阳老乡，我有幸三次见到她。
一
1992年10月，我调到辽宁省作协不久，和创联部主任陆明友、女作家赵郁秀赴京探访辽宁老作家的第四天，我第三次见到白朗。那天上午，我们来到复兴门外木樨地的一栋高层楼房，这里住着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住着丁玲、姚雪垠、白朗等一批文坛宿将。
“欢迎辽宁省作协的同志……”一进入白朗家客厅，就见一位身姿美丽的女士迎上来，她是白朗的女儿白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舞蹈家，听说家乡的同志要来，特意赶回来接待。她告诉我们，父亲罗烽刚刚离世，母亲白朗一直处于病中。
白莹说着把我们让进白朗的居室。房间很大，略显空旷，白朗闭目静躺在双人床上，白莹轻声地把她唤醒：“妈，辽宁的同志来看你了！”
白朗睁开眼，目光扫向我们，眼中闪出几许光彩，似乎要坐起来：“老家来人啦？快请……”
赵郁秀上前把她扶住，趴在床头与她紧紧握手：“老大姐，还记得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赵郁秀嘛！”白朗说，阳光晃过的脸上绽放出甜甜的微笑。
这次出行我带着一部新买的相机，趁机记录下她们微笑交流的珍贵瞬间。
我一直是白朗的崇拜者。1951年初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国际妇联组织的“美李（李承晚）暴行调查团”前往朝鲜时，途经沈阳，下榻在辽宁宾馆。沈阳市妇联、团市委组织少先队员到宾馆献花，我作为大东区横街小学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宾馆的大厅里，市妇联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代表团成员，团长是国际妇联主席、法国戈登夫人……当她介绍中国作家白朗时，特别引起了我的关注。白朗身穿蓝色列宁装，腰系宽带，乌发扣于帽下，颇有一种军人的威武利落。一开口，那熟悉的沈阳口音令在场的同学们都十分惊喜：“少先队员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老乡，在东北文联工作……”白朗的话引起雷鸣般热烈的掌声，许多少先队员跑上前向她献花，她微笑着向少先队员频频挥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朗。参加完活动后，我到大东区图书馆借阅白朗的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用几个下午的时间把它读完，书中收录了她的短篇小说《轮下》《生与死》《珍贵纪念》等多篇作品，反映日伪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革命者为中华民族献身的壮举，具有反封建色彩和爱国主义热情，文笔清丽柔婉，又糅入几许坚毅。通过阅读她的小说以及当时刊物上对她的评价，我对白朗有了更多了解。
二
白朗，原名刘东兰，曾用过笔名刘莉、弋白等。举家北迁齐齐哈尔后，她于11岁时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9年与青梅竹马的罗烽结婚，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与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并成为罗烽从事中共地下活动的得力助手。1933年4月，白朗考入哈尔滨《国际协报》，成为一名记者，翌年主编该报副刊“文艺”，并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发表短篇小说《只是一条路》，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四年间》等，同时参与革命诗人金剑啸主持的星星剧团活动。她充分利用“文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反满抗日的文学作品，直到1935年罗烽被捕，她在组织帮助下营救罗烽出狱后，流亡到关内，投奔先到上海的萧军、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并从此在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中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
在哈尔滨时，白朗和萧红就是可以促膝相谈的闺中好友，她主编的“文艺”副刊，还为萧红编发了《王阿嫂之死》等多篇小说。当时萧红、萧军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困窘，白朗以《国际协报》招记者之名，变相为二萧每月发50元工资。两位初登文坛的女作家相依相帮，成为北方革命进步文坛的两朵新葩。
在鲁迅先生的关爱与帮助下，萧军和萧红发表了令文坛瞩目的《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白朗对好友的成就心存感佩，她决定以罗烽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的经历以及营救他的曲折过程为题材，写一部名为《狱外记》的长篇小说。因为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斗争形势日趋险恶，她和罗烽不得不随抗日救亡的文化大军转移，辗转于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最后到达重庆。一路上她一直坚持写作《狱外记》，直至后来到达延安时才脱稿，长达三十二章，其中第一、三、四章曾在当时很火的《谷雨》杂志发表，引起抗日救亡文艺战士的关注。
《狱外记》写作时间长，还因为这期间白朗和罗烽积极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抗日救亡文协活动。1939年，文协在重庆组织赴敌后坚持抗战地区的战地访问团，她踊跃报名，同男作家们一起，深入到敌后，从四川到中原，从太行到晋察冀前线，采访了许许多多抗日英雄和支前模范。3个多月时间里，她每天睡前都在油灯下写日记，记下见到的听到的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她内心的感动化为笔下的刀枪，日记的片段先后由进步媒体传播开来，令大后方群众熟悉了这位东北女性文学拓荒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勇毅女战士。而她与罗烽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更坚信只有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部队才能救中国。因而，从游击区回到重庆不久，她们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三
1942年，白朗和罗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他们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1945年，他们随东北文化工作团回到故乡辽宁，更是如鱼得水，进入了文学创作新的收获期。20世纪50年代初，大连一兵工厂女工赵桂兰舍身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引发了白朗的关注，她来到大连采访，夜以继日地赶写出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在作品中白朗以她特有的清丽文笔细腻地刻画出一个经历旧社会苦难的女孩邵玉梅，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女英雄。作品出版后，东北各地报刊纷纷推介，广大读者争相购阅，出版社几个月内多次重印，印数超十万余册，白朗也收到人民出版社发放的一大笔稿酬。
当时全国人民正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白朗将《为了幸福的明天》的稿费全部捐献给国家，用于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
这一爱国行为很快传遍东北城乡，《东北画报》最新一期的封面就是白朗，她身穿墨绿色的旗袍，落落大方，潇洒从容，展现出新中国女性独有的风韵。那段时间里，她曾代表中国妇联领导人蔡畅、邓颖超参加了国际妇联执委会，随以巴金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到朝鲜采访慰问志愿军战士。初秋，周恩来点名让她陪同国际妇联代表再度访朝；入冬，她又以中国妇女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转年又随同蔡畅等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这一年令白朗特别难忘的是，她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在板门店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停战协议签字仪式，见证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她作为一名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女性作家，逐渐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和平战士和代表中国妇女发声的杰出社会活动家。
四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当我第二次见到白朗时，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是1960年初夏，我到辽宁省作协给在这里当会计的姐姐徐雅清送东西时，见她办公桌旁木凳上坐着一位身穿短风衣的女同志，正在低头数着钞票，那面容似乎在哪儿见过，定睛一看，这不是女作家白朗吗？虽然岁月给她的面庞添了几许沧桑，但那雍容秀雅的气质犹在。
“您是白朗同志吧？”我轻声询问。
白朗抬起头惊奇地打量我：“我们见过面吗？”
“见过啊！1951年您曾经在辽宁宾馆接受我们沈阳少先队员献花……”
“唔——”白朗的记忆被唤醒了，“一晃9年多了，那时你还是小孩子吧？”
“我读了您许多书，《伊瓦鲁河畔》《为了幸福的明天》……”我激动地说：“您在朝鲜战场上写的《英雄的时代》，把浴血奋战的志愿军的真实精神面貌传递给国内人民，读时热泪盈眶，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样感人肺腑……”
“谢谢你还记着这些作品，”白朗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却欲言又止，她从小凳上坐起对姐姐说，“雅清同志，我还要赶回阜新的火车，得赶快去等公交了！”说着，对我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去了。
望着她的背影，姐姐对我说：“白朗和罗烽两口子身体都不好，看病买药得回到作协报销……”
后来，春风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6卷本《白朗文集》，当时虽然年迈病重，白朗仍不忘一个党员作家的责任，在病床上坚持着把书稿校完付印。
我第三次见到白朗时，她的书橱中摆放着精装的《白朗文集》1至6卷，那是她投身革命队伍留下的闪光足迹，也见证了她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卓越贡献。
1870年7月，震动欧洲大陆的普法战争爆发，大片法国土地被德军攻占，战争中的法国人民饱受蹂躏。
阿尔封斯·都德，这位在法国偏远小城里当过小学教师的青年作家，在经历了这场劫难后，很快写出了一组短篇小说，展现法国人民临危不惧、奋勇反抗的爱国精神。小说《最后一课》就是其中的名篇，迄今这篇小说和作者都德在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也曾出现过像都德的《最后一课》一样振聋发聩的小说杰作《第七个坑》。
九月十八日的后两天。
是九月二十日了。
大的骚乱，已经由突起的顶点低落下来了。古老嚣扰的沈阳城，仿佛是猎人手中的受创的肥凫，闭起眼睛，压制战栗，忍受它的创痛。它是异乎寻常的安静着，然而，这安静，充满了可怕的意味，这安静，是它悲惨的生命最后的闭幕啊！
——《第七个坑》节选
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民奋起抵抗，揭开14年艰苦抗战的序幕。翌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表，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在中共满洲省委号召推动下，东北各地纷纷组织义勇军、游击队，抗击日寇占领。同时，东北三省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觉醒，一批爱国文艺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笔为刀枪，创办抗日报刊，组织演艺剧社，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领导下，以作家罗烽、白朗、舒群、金剑啸、萧军、萧红等为骨干的革命青年作家群体，创作了大批推动抗日斗争的文艺作品，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抓捕后，他们仍坚持斗争。直到在组织安排下，他们先后流亡到青岛、上海等地，团结在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旗帜下，继续为宣传抗日呕心沥血。
罗烽、白朗就是这个东北流亡关内的作家群体的中坚力量。罗烽，沈阳苏家屯人，原名傅乃琦，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时，他与白朗刚刚结婚不久，就双双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第一线。1935年他们到上海后，生活十分清苦。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烽就在《文学界》《光明》《文学》《作家》《中流》以及鲁迅先生主办的《海燕》《现实文学》等七八家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余篇、散文数篇，长诗《碑》的第一部分《奴隶的唇印》，以及短诗评论等。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良友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归来》。这些作品大都以反侵略、反投降、反封建为主题，反映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英勇反抗与斗争。其中《呼兰河边》收录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特别勋章》《狱》等极具影响。
罗烽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坛的震撼就始于短篇小说《第七个坑》。小说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两天在沈阳发生的故事，带着血雨腥风的惨烈。
皮鞋匠耿大在断炊3日后到沈阳的舅舅家借粮，在一个胡同口遇见了一个日本兵，逼他在已经挖好的坑旁再挖几个新坑。当一个排字工路过这里时，日本兵用刺刀将排字工逼下坑，又让耿大将其掩埋。接着，其余的坑中又接连埋了一对抱着不满周岁小男孩的青年夫妇。暮色降临，耿大又眼睁睁地看着舅舅被活埋……当日本兵强迫耿大跳进第七个坑时，耿大终于反抗了，他用尽全力抡起军用锹，把日本兵劈进坑里。之后，他赶忙扒出舅舅，却发现舅舅已经断气。满怀悲愤的耿大咬牙切齿地用刺刀向日本兵的腹部乱戳十几下，扛起枪支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
《第七个坑》通过残忍血腥的同胞受难场面的描写，反映了善良、懦弱、麻木的皮鞋匠耿大最终的觉醒反抗，揭示了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不屈精神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这篇小说1936年在《光明》杂志1卷7号发表，随即被汇文阁书局在《东北作家近作集》中选用，并被译成英文在《国际文学》上刊载。随后与他的《特别勋章》一起被良友图书公司编印的《一九三六年短篇小说佳作选》同时收录，受到读者与左翼文坛广泛好评。评论家们说，这是开展抗日斗争以来“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是与都德的《最后一课》一样可以启迪人们心智、充满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小说杰作。
二
凭借《第七个坑》《特别勋章》《狱》《呼兰河边》等一系列足以代表罗烽创作实践的短篇小说，罗烽很快被上海左翼文坛的同志们所赏识，将他与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的萧军，发表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舒群，并称为“东北作家群”的“三剑客”。不久后成立的上海文艺家协会，罗烽这位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的东北汉子被选为协会秘书，可见大家对他的信任与期望。
1937年2月13日，罗烽出任上海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宣传部长，直接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大潮中。9月，党组织安排一批作家撤离上海，经南京转到武汉、重庆，罗烽、白朗夫妻都在其中。辗转中，他们一边编辑刊物一边坚持写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罗烽写出中篇小说《莫云与韩尔汗少尉》，完成长诗《碑》三部曲的二三部《祖国的海岸》《明天将打回老家去》，先后发表在《大公报》上。在《战地》上连载了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前半部。还发表了《荒村》《一条军裤》等6部短篇小说，收录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横渡》中。他还写了三幕话剧《国旗飘扬》，与宋之的等人合作了《台儿庄》《总动员》两个多幕话剧，为抗日救国日夜艰苦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罗烽和白朗都参加了倡议发起在大后方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并一起投入到协会组织的“战地作家访问团”，深入到中条山、太岳和太行山抗日前线慰问采访和体验生活，写出了中篇小说《粮食》和《遇崇汉》等7部短篇小说，弘扬社会各阶层救国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撤离延安，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白朗与罗烽随草明、艾青、张仃等同志先后于1941年春通过重重险关终于到达了延安。
在延安的近5年的时间里，罗烽先后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任执行主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延安星期文艺学园主任等职。他与舒群、萧军等“东北作家群”的同志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或面谈或以书信形式与他们交流文艺工作意见，他们共同受邀出席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更加明确了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和任务。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解放区，罗烽与白朗随东北干部大队回到阔别10载的故乡，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罗烽先后任合江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前进报社社长，合江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在参加土地改革后，他筹建东北文艺协会，任东北文协代主任；再调至旅大，任东北局宣传部常委、旅大特区文委书记、关东文协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文教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兼东北文联副主席、东北作家协会副主席。罗烽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为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文化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烽被调到北京担任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加之参加诸多社会活动，工作繁忙，一直疏于创作，看到白朗创作连年获丰收，他几经申请，经周恩来批准，于1952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随后，白朗也从东北作协调到中国作协，这对文坛伉俪都想为新中国文坛奉献出更多受读者喜爱的新作。
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将罗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作品搜集整理成文集出版。就在我与辽宁省作家协会史志办公室的陆明友、赵郁秀进京探访罗烽夫妇前夕，六卷本《罗烽文集》已经出版。遗憾的是，罗烽同志却在1991年10月我们抵京前因病逝世，当时我们在进京列车上看到《人民日报》刊发的罗烽逝世的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