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岸
姥爷有一支榆木烟斗，是他自己做的，不精致，也不好看，不知跟了他多少年。这支烟斗留给我最近的记忆，距今已20多年了。
粗糙的烟斗，在他更粗糙的手里打磨得光滑透亮。日久年深，这支烟斗的颜色竟和姥爷的脸色如出一辙，红里泛黑，黑里透红，像是同在岁月的沧桑里没日没夜地煮过。每有闲暇，姥爷便把它从怀里、腰间摸出来，按进满满一锅金黄色的细碎烟叶、烟丝，点上，或是喜欢火柴棍儿的松木味儿，或是吝啬那缕蓝烟儿，未燃尽的火柴从来都是随手插在烟锅里，与烟锅里的烟同归于尽。手托着烟斗，狠狠地吸几口，橘红色的光，在烟斗上明明灭灭地闪亮起来。白色的、淡蓝色的烟就会自姥爷的嘴里、烟斗上飘起来，弥漫在低矮的老屋里；消散在田间、树下、街巷的半空中。
姥爷吸烟的样子很贪婪。大口的烟吸到嘴里，再徐徐吐出来，再吸到鼻子里，鼻子下面像爬着两条白色的毛毛虫。再从嘴里吐出来，吐和吸的配合拿捏得恰到好处，少有一丝一缕的烟能逃脱这般吞云吐雾的轮回。那时我就想，大人说，头上的七窍是相通的，看到姥爷抽烟，便实实地信了，起码嘴和鼻子是相通的，且畅通无阻。
姥爷生性憨直、淳朴，甚至有些木讷，但一投入工作便似换了个人，风风火火、干脆利落。姥爷做了十几年生产队队长，每天都要给社员分配工作，就这样一手握着烟斗，一手叉着腰，潇洒地挥着握紧烟斗的手臂，重劳力、轻劳力、勤杂、车马一拨一拨派出去，轻重缓急烂熟于心，分兵派将有条不紊。那时，我眼里的姥爷就是个将军，横刀立马，威风八面。
有了闲空，我们一帮孩子便会围着姥爷，七嘴八舌地问：“姥爷，你当过兵吧？”姥爷微笑着“嗯”了一声。“姥爷，你摸过枪吗？”姥爷又“嗯”了声。“姥爷，你打过仗吗？”我们都瞪大了眼睛，盯着姥爷，盼他再“嗯”一声，然后就到我们顺理成章地央求他讲打仗的故事了。每到这时，姥爷便会一脸怅然地转过头，一句话也不说，撇下我们，抓着烟斗的手，背在身后，迈出房门，消失在我们失落的目光里。
烟，是姥爷最大的嗜好，也是唯一被姥姥宠着的嗜好。姥姥每隔几个月都会数着日子，踮着一双小脚到县城的大集上给姥爷买烟叶，从来都是买最好的，凤凰赛、夹皮沟、八里香、小叶红……买来烟叶，剪去烟杆子，喷上年、节才舍出来的老窖酒，再用特为这些烟叶做的小被子捂住酒香，用一层一层的草纸包起来，给姥爷备着。村里的烟民凑在一起，姥爷时常不经意地装上一锅烟，悠悠然地点着，烟香四散开来，大家便馋涎滚涌，你一锅他一锅地来蹭，边抽边咂嘴，还不忘揶揄姥爷：“你家那媳妇是咋调教的，能舍得给你买这么好的叶子，比我那老青烟香一万倍！”说着，猛吸进一大口，含着，竟没有烟吐出来。
20多年前，78岁的姥爷安然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他心爱的榆木烟斗。
多年后，姥姥带着歉疚，讲起姥爷和榆木烟斗的故事。
姥爷16岁就参军了，是连里的通信员，也是连长的“跟屁虫”，连长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小兄弟。一次战斗中，连长中弹，姥爷把他抱在怀里，撕心裂肺地呼唤，连长挣扎着，摸出一个烟斗，送给姥爷，就在姥爷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后来，姥爷调离连队，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一晃就是3年。一次随首长出行，遭遇一伙敌兵，姥爷中弹负伤，被送至老家养伤，从此离开了部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年的首长已是高级干部，来辽中视察工作，多方寻找，找到姥爷家。首长说：“生活咋样，有困难没？”姥爷说：“都挺好，吃穿不愁。”首长说：“你对革命有功，对国家有功，你看要不要安置到县城去？”姥爷斩钉截铁地说：“谢谢首长，不用，我是2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不能给国家添麻烦，在哪都是干革命！”和首长惜别，姥爷叼着那只与他的身份有些违和的烟斗，感慨万千、热泪横流。
姥姥心里想着7个孩子，眼巴巴地看姥爷把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疯了似的和姥爷吵起来，拽下姥爷手里的烟斗扔进燃着大火的灶膛里……当姥爷赤手把火中的烟斗抓出来时，只有嵌着的铁烟锅是完好的了。姥爷并未责怪姥姥，压抑着心头的懊恼和委屈，找来一块榆木，精雕细刻好多天，削成了一支烟斗，小心翼翼地把铁烟锅重新嵌进烟斗里。也是在那时，姥爷含着眼泪给姥姥讲了他的连长，讲了那支烟斗的来历。
姥爷下葬时，姥姥噙着泪说：“把榆木烟斗给他带去吧，不然他在地下也不会安生，这个烟斗比他的命都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