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把握理论创新规律、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契合性与实践创新性，从而在双向互动中铸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扎根结果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选择。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冲击下陷入整体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必须“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特别强调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总结历史经验，这一思想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实践要求，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供了文化接应点。当李大钊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阐释唯物史观时，他实际上激活了传统文化中“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朴素唯物主义基因。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既保持了理论内核，又获得了文化载体。从“实事求是”到“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创新理论始终贯穿着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是回应“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自身文化传统，构建具有文明主体性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正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我们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升华为生态文明理念，将“天下为公”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东方智慧。
理论契合性：
超越时空的价值共鸣与思维共振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源自不同文明体系，但在核心价值理念上存在深刻共鸣。当《共产党宣言》描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时，它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契合性体现在三个维度：在社会理想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与“天下为公”的大同追求共同指向公平正义的人类未来；在实践理性层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的传统智慧共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价值立场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论与“民惟邦本”的政治哲学共同凸显人的主体地位。
从思维方式看，二者呈现互补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与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形成有机统一：前者通过矛盾分析法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后者借助“阴阳相生”把握事物普遍联系。这种思维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中得到生动体现和高度融合，既运用生态辩证法破解发展难题，又传承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在方法论层面，二者共同遵循“守正创新”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与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形成方法论合力，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拒绝文化复古主义。这种理论特质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表现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讲仁爱、重民本”等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形成既有历史底蕴又具时代活力的文化新形态。
实践创新性：
在守正创新中开辟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指向，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结合的典范。这条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又突破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历史局限，在“两个结合”中形成独特优势：以“共同富裕”诠释“民为邦本”，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激活“选贤与能”，以“生态文明”传承“天人合一”。这种文明形态的创新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旧邦新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全球治理领域，“第二个结合”催生出具有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时代发展，也是对“协和万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当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衷共济”“合作共赢”时，他实际上将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为破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这种理论创新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能够产生超越地域与时代的思想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面向未来，“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创新需要把握三个维度：在理论层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学理阐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制度层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融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文化层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国际化表达，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中，中华民族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文化嫁接，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文化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沈阳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