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洪
20世纪5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在《翻译通报》2卷1期上发表《翻译工作与“杂学”》一文，呼吁翻译者多读书多问人，空闲做点杂览的工夫，竭力提高自己的素养，知识渊博，方能胜任本职工作。我从业35年，杂而不专，编辑类似于杂家的说法一直顶戴在头上，杂学杂家，亲近有缘，自己也乐得与翻译圈人士话书谈道，向他们取经学习。
“书趣文丛”《傅雷全集》《万象》杂志、爱书人俱乐部，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产品曾经记载着沈城文化的脉动。1995年，董乐山与沈昌文先生为爱书人俱乐部作开场报告。授课的大礼堂我倒是没有去，开讲前与王辉兄长专程晋见前辈，宾馆房间里单独吃了一顿精神“小灶”，听二老聊天扯闲篇儿，脑袋瓜儿开窍，舶来的外来词新语言自带活水清风，也不乏不伦不类、不可原谅的误用。借用外国文化和语言时没有弄清楚词汇或典故的确切含义，不加选择原封不动地移植照搬，贻笑大方事小，破坏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可是大事儿。
罗新璋、傅敏两位作为《傳雷全集》执行主编，围绕有关出版事宜与辽沈媒体圈举行了小型见面会。和婉温润的罗先生回答大家提问，谦逊地自称“傅译爱好者”，傅译辉光，至今不灭，傅译作为一种译派，必将影响深远。景仰“以译事致身社会、用心灵拥抱事业”的偶像。罗新璋大学时即与傅雷通信请教，工作之余抄写200多万字傅雷译作，品读研习，理解领悟，他欣赏傅氏主张——通过翻译，“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迷恋翻译文学的后生小子向丽君师姐要来罗先生地址，奉上习作讨教。新璋先生释疑解难，还惠赠本人一部他主编的《翻译论集》，搜罗梳理从汉末到20世纪80年代的篇章，洋洋八十万言，其开篇序言高论题为《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堪称中国式号角先声，文化自信一语道尽。
2013年春天，年逾古稀的尹承东先生从大连外国语学院西语教学间隙抽空儿北上，沈师国强教授做东，辽报宗皓总编辑与我陪同坐席，面对面聆听翻译故事。长期从事中译外，参与过《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等领袖著作西班牙语本翻译定稿的尹副局长，时政翻译本行之外，还为我们讲解了风格个性、生活经验不同而带来的针锋相对、互相辩驳以及疏漏不当，涉及江枫与许渊冲、萧乾与金隄、杨绛诸多译坛名家。尹先生北外念大一时作为学生代表欢迎过访华的格瓦拉，1984年访学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率先与略萨交流，后来又与同仁们合作翻译略萨、马尔克斯等拉美小说。因为翻译产业化中的标准制订等疑惑，我不久后又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度叨扰尹老，叩问译学之道，以求老人家指点迷津。
京华三位翻译家首先是成绩卓然的学者，董、罗二公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国际问题、外国文学专题研究之余，翻译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红与黑》等名作。尹承东先生主持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输出，一直是学术出版的重镇。昔日现场感受为人师表者风采，如今再回看他们的森然宝书，文本立形象，纸上留声音，别有一番眷恋追忆的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