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弘
青砖到顶的三间老屋，瓦是新换的，门是新换的，窗也是新换的，二十几年的房子并不显老。房前有个花园，房后有个菜园，花园里有棵杏树，结的杏有鸭蛋大，菜园里有棵枣树，比房子还高。一人高的红砖院墙，连着高出一头的门垛，门垛上嵌着两扇铁门，新刷的绿漆泛着亮眼的光。进门是一条甬路，一边镶着一个细长的花池，笔直地伸到房基的台阶下，这是18年前，父亲在县城边上，转了好多天才相中的院子。
那年老宅动迁，我们说，直接上楼吧，享福！父亲说，享福？我看是遭罪！和蹲巴篱子（监狱）有啥两样？还不如蹲巴篱子，没有楼上的人骑你头上拉屎。我们说，那就买顶楼，骑别人头上拉屎。父亲说，那就真成蹲巴篱子了，一个月能下楼放回风。我们拗不过，只好任他找房子。
很多年前，父亲就在环卫所工作，后来改成环卫处，一直当处长、书记，直到退休。其实，他从未退休，只是施展的舞台小了，由偌大的县城，缩成一亩地的院子。
每天，晨光一露头，就会看到院子里的父亲，不是在菜园里翻地、起垄、育苗，就是在花园里栽花、浇水、除草，不用说院里院外、犄角旮旯的卫生，就算粘了泥的地砖，他都要用刷子刷出本色来。
吃罢早饭，父亲赶场似的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后座插着一把扁镐，镐把翘着，像高扬的炮管，奔赴另一个战场。公路两侧、田头地脚、河堤内外总有伐树留下的一墩墩树根，刨出，劈开，运回家就是最好的烧柴。像我这样虚胖的人，一天刨5个就能累吐血，父亲刨10个，也就多吐几口吐沫。我们怕他累，把本来就用不上几回的大灶拆了，火炕改成了电炕，不用烧柴了，父亲依旧去刨树根。劈好的树根运回来，在院子一角码成四四方方的垛，横平竖直，像个豆腐块。每有串门的邻居，或过路的熟人，都会在木垛前停住脚，啧啧赞叹：这老韩头儿，没人比得了，大小伙子都不行，10个大小伙子都不行！父亲忍着得意，心痒痒的，也不回应，学木匠的样子，一根线，拴块砖头，对着木垛，吊线，然后用铁锹把凸出的地方拍平了。
三年前，刚强一生的父亲，不情愿地输给了岁月和病魔。年迈的母亲已不能照顾父亲，弟弟一家搬来和老人同住。房子留个大框，能扒的扒，能刨的刨，里外装修一新，比楼房还讲究。颇有情趣的弟弟把院子打造成一个古朴又生动的农家庭院，建了凉棚，修了栅栏，花灯高挑，彩砖铺地，墙上装饰了蓑衣、斗笠，竹帘、草编，房檐下挂上一串串红辣椒、白玉米、金葫芦，还自制一个木牌，剪下树的细根，拼成“韩舍”二字，喷上亮油，挂在厢房墙上。每周我们都在“韩舍”相聚，把开心的事儿说给父亲听，把母亲的唠叨灌进酒里，兄弟三人常常喝得东倒西歪。
两年前，父亲走了。
“上旺”那天晚上，雨下到半夜才停。我茫然地站在积水里，望着匆匆的流云，多想见到驾云而归的父亲啊！
正出神儿时，“啪嗒”一声，“韩舍”上“韩”字的一横掉在地上，我轻拾起来，招呼弟弟，明天把这个重新弄一下。弟弟接过我手中的木条说，明天就粘上，再用钉子钉一下，就不会掉了。我说，不用这个“韩”字了，用“寒”字，寒心的寒，寒冷的寒。弟弟不解地望着我，我说，“韩舍”是名词，“寒舍”是谦词，谦词有内涵、有文化，也有礼数。弟弟边点头边答应着。
我盯着丢了笔画的“韩舍”，眼泪不停地涌出来，父亲走了，吹过“寒舍”的风都变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