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普通志愿军烈士家庭的故事。谢大友是19万余名志愿军烈士中的一员，他的女儿彭德先是苦苦寻觅父亲的烈属中的一员。他们的故事，应该被历史所铭记。
——题记
4月1日，记者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英名墙前见到一位从贵州毕节远道而来的76岁老人彭德先，这是她第二次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看她的生父谢大有（英名墙上名字为谢大友，以下均用此名——作者注）。彭德先个子矮小，谢大友的名字又在高处，她只能仰着头看。她对记者说：“见不到我父亲，见到名字，也好！”
一个名字，就让老人无限满足。而她甚至不知道父亲的模样。陪她一同来的外孙女葛俊利说：“其实外婆是很想她的生父的，哪怕这里只有一面墙、一个名字，我们来到这儿，就感觉离他很近。”
不记得父亲的模样，只能想象父亲的背影
76岁的彭德先，记忆里关于生父谢大友的画面，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谢大友1927年10月出生，1950年9月入伍。从黔北深山离开家时，唯一的女儿只有1岁。对于父亲离家时的情形，她听母亲提过：父亲蹲下身子，摸了摸女儿的头，然后转身走向村口集结的队伍。那时的她，刚学会走路不久，能听懂简单的指令，却不懂什么是离别。她更不记得父亲的模样。现在，她只能想象父亲离开时的背影。
“那时候，当志愿军是一件光荣的事。”彭德先说。父亲离家时，她还小，母亲抱着她站在土屋前，看着父亲消失在蜿蜒的山路上。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1951年2月12日，谢大友牺牲在朝鲜前线，没有牺牲地点，甚至连部队所属番号都没有。就是这样一张烈士证明书存根，还是近几年才找到。
谢大友牺牲后，家里没了顶梁柱。几年后，母亲带着年幼的她改嫁到彭家。山路崎岖，她趴在母亲背上，看着熟悉的村庄渐渐远去。临行前，母亲把她的谢姓绣花帽收了起来，从此，她成了“彭德先”。
成长路上虽一路艰辛，但从未忘记生父
继父是个厚道人，待她如亲生，送她上学，不让她干重活。这在那个年代，已十分难得。后来，母亲和继父又生下两男两女，家里的日子更加紧巴。粮食不够时，她总是默默让出半碗饭，因为知道继父是家里唯一的劳力，必须吃饱。
15岁那年，彭德先离开村子，到镇上寄宿读书，寄住的人家教会她做饭、缝补。18岁时，学校老师做媒，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侄子。对方老实本分，虽家境一般，但人勤快。就这样，她成了家，开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
成家后，她渐渐和生父那边的亲戚恢复了联系。村里曾和谢大友一同参军的老兵告诉她：“你爹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嘱咐战友们照顾你们母女。”
后来，村里通知烈士家属登记，她和母亲去了，但抚恤金最终留给了奶奶——父亲生前孝顺，临终仍惦记着老母亲。
作为长姐，她对同母异父的弟妹格外照顾。尽管自己也不宽裕，但回娘家时总会带一块布、一双鞋，或一点钱。
晚年寻找父亲，两次来到英名墙前
几十年过去，彭德先已是古稀老人，儿女各自成家，丈夫王忠是个朴实的庄稼汉，年轻时本有机会当教师，但为了养活一大家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种地。日子平淡而满足，但她心里始终缺了一块——关于生父的记忆。
直到2023年，彭德先得知父亲的名字镌刻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墙上，她决定去看看。尽管路途遥远，但她坚持要去，“这辈子就剩这一个念想了，不去，心里始终放不下。”
那一年，站在英名墙前，彭德先终于找到了“谢大友”三个字。指尖触碰冰冷石碑的那一刻，她轻声说：“爹，我来看你了。”临走时她说：“爹，我还会再来看你。”
今年清明节前，她再次踏上前往沈阳的路。临行前，家里有人劝她别去了，年纪大了，路上辛苦。但她摇头：“答应过的事，一定要做到。明年……我未必还能走得动。”
要回程时，她和老伴都累了，但心里是踏实的。“人这一生，有苦有甜，但能来祭拜父亲，我这辈子没遗憾了。”彭德先说。
如今，谢大友的血脉只剩下她这一支。她的儿女、孙辈，甚至曾孙，都听着这位从未谋面的外曾祖父的故事长大。
“爹当年牺牲时，可能没想到，他的女儿会有这么多子孙。”彭德先微笑着对谢大友的名字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周贤忠文并摄
记者手记
记录家史
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对志愿军烈属来说，家里有烈士照片、遗物的，无疑是不幸中的幸运，因为，有一些烈士子女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
从贵州毕节远道而来的76岁老人彭德先，没有父亲的牺牲地点，没有部队番号，没有照片，一张烈士证明书存根还是近几年才找到，这些年留给她纪念的，只有父亲的一个名字“谢大友”。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英名墙前，我站在老人身后观察了很长时间，看着老人抬头看向英名墙上“谢大友”的名字，久久不愿低下头，久久不愿离去。我知道，她是想多陪父亲一会儿。
在遇到她之前，我刚刚把一份登载着志愿军烈士戴抚民家书的报纸给到他妹妹戴英秀手中。戴英秀从江西抚州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找哥哥，当她看到报纸上哥哥的照片时，先是哽咽，然后嚎啕大哭，一遍遍喊着哥哥。
我想着，把彭德先和她父亲的故事也登在报纸上，也许会成为她思念父亲的新载体。
记得我还采访过陈干平烈士的儿子陈亚洲。他说，他不想父亲只是没有生命的黑白照和一张阵亡通知书，他想一笔一笔为英雄父亲“画像”，所以他从郑州主动打电话找到我，讲他和父亲的故事。文章见报后，他管我要报纸，说要拿到老家去，在父亲的衣冠冢前祭奠父亲，还要送给当地的烈士纪念馆收藏。
从2014年3月起，《沈阳日报》为志愿军烈属搭建起一个“心灵的祭台”，通过整理烈士的家事、家史，为烈士家庭留下一段可传承的家庭记忆。一个个家庭记忆整合起来，就是一段宝贵的国家记忆。
对烈属来说，把烈士从一个名字变成一段故事，登载在报纸上，是他们对烈士最好的告慰。而我们记录、整理烈士的家事、家史，也是在致敬抗美援朝烈士亲人，告慰烈士。
（周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