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宗
转眼间，诗人光未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二十多年来，他那瘦削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坚定的目光、儒雅的谈吐，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光未然是张光年写诗时的笔名。
1976年10月，袁鹰先生因为光未然的一首投给《人民日报》诗稿的斟酌，派我到光未然家同他商量诗稿的修改问题，就此我们相识了。很快，光未然开始负责全国新闻出版的工作，兼任《人民文学》主编，行政事务繁多，但他骨子里还是诗人，所以从未中断过诗歌写作。
1976年10月那次见面，他曾与我聊家常，问我当兵多少年了，爱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等等。1979年1月，我在北京出席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有一次茶话会，百十位与会诗人分坐在一个个小桌四周，光未然到各桌看望大家，到我们桌时，他不仅认出了我，而且脱口而出问了一句：“你爱人还在车辆厂工作吗？”他这一问虽是无意间事，我却久久为之激动，他为何能把隔了两年多同一个陌生年轻人随便的家常问答记得这样清楚呢？这是怎样的人品和人格呢？
光未然曾给我寄赠过他出版的著作，如《文坛回春纪事》（上）（下），还有《惜春时》《光未然歌诗选》《光未然诗存》等诗集以及《光未然戏剧文选》《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等多部作品，他为我题写的《过屈原故里》：“热泪滂沱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灵感吊屈原？”曾多年置于我写字间的墙壁上。
在多次与光未然关于创作的交谈中，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谈到《五月的鲜花》和《黄河大合唱》这两部脍炙人口的作品的生产过程。
1936年5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已经四年多了，华北一部分土地也沦陷于敌寇之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正在极端艰苦的长征路上；国民党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迫害……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诗人用直抒胸臆的诗句，表达对抗日烈士的崇敬与怀念，表达对帝国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愤恨，并预示和呼吁那“一声怒吼”。这首歌词是光未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剧《阿银姑娘》的序曲，稍后它在一二·九运动后期被广泛传唱，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鼓舞着抗日的志士。1937年5、6月间，冼星海、张曙等人领导的上海救亡歌咏运动，到处教唱这支歌曲。光未然写这首词时21岁，这时也刚刚23岁。在上海救亡歌咏活动中，光未然得以结识冼星海。
星海体魄魁梧，紫铜色脸膛，给光未然留下热情而坚毅的印象。星海如此卖力教这首歌，他本人却不是这首歌的曲作者，曲作者是当时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阎述诗。阎述诗只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一二·九运动时，他在迁到北京的东北大学教过数学。光未然始终未能与他见面，曾多次打听他的下落而无果。1963年底，光未然突然接到北京第26中学数学教研组的来信，说阎述诗老师不幸病故了。光未然这才晓得，阎述诗一直在北京第26中学担任数学教员，这位数学教师曾用七个阿拉伯数字为他的《五月的鲜花》谱出那么悲壮的曲子。同住一个北京城竟永远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就在那次歌咏大会之后，光未然到星海寓所做客，见到了冼星海的母亲，知道星海比他年长8岁，已到而立之年。他们愉快地交谈，都为相识而庆幸。1937、1938两年，光未然与冼星海大约合作过《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戏剧抗战》《拓荒歌》《纪念五一节》等十几首歌曲，光未然对我说，冼星海灵感来得快，有时几分钟就把一首歌谱完了，而且俯在椅角、箱盖上，坐在门槛上，随时随地都能够创作，不怕吵闹，光未然从他身上看到一个艺术家献身革命的热忱。
回忆这一段往事，光未然谦虚地说：“我的歌词写得草率，不足以充分诱发作曲家的乐思。”
光未然与冼星海最后一次也是最有成效的一次合作，是1939年春天在延安。那时光未然在晋西吕梁游击区山沟里坠马负伤，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诊治。冼星海到医院来看他，也提议再度合作。光未然曾两次渡黄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颇有感受，原打算写一首《黄河吟》长诗，3月间，他用五天时间把这一构思兑现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一个晚上，他把冼星海请到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朗诵会。光未然把歌词念给冼星海和同志们听，他还谈了写作动机、意图，以便冼星海作曲时参考。星海凝神听完，忽地站起把歌词一把抓到手上，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曲！”大家对作曲家的激情与信心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时延安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冼星海每天都和鲁艺师生一块上山开荒，手上也起了泡。运动暂停期间，他就在小窑洞里日夜赶写。当时冼星海和他的夫人钱韵玲住在同其他鲁艺教员一样的小窑洞里，土炕上架着木床，有张小书桌。星海就在这小桌上激情谱曲。星海喜欢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到，光未然买了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桌上，他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转瞬间化作美妙的乐章。他写完后征求光未然意见，并说：“可以随便改。”像《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气势恢宏，马上交给全队练唱，有的曲子大家意见较多，如《黄河颂》《黄河怨》两个独唱曲目，星海听取意见后立即全部推翻，第二天便又交出新稿。第二稿《黄河颂》试唱后大家还提出修改个别乐句，谁知星海直接把稿撕了，隔天看到的已经是第三稿了。星海共写了六天六夜，一周后又写完了配器曲。
几天后，在鲁艺音乐系的协助下，由抗敌演剧第三队上演于陕北公学大礼堂。虽不到三十个合唱队员，但演出很成功。后来延安又由冼星海亲自组织并指挥五百人演唱这个曲目，此时光未然已离开延安到外地养伤去了。1944年昆明学生运动组织的大合唱和1946年北平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海合唱团的演唱，光未然都曾到场观看。1985年，香港举行为时半个月的“黄河音乐节”，以千人演唱《黄河大合唱》为高潮。1987年10月初，在济南举行的山东艺术节上，有1400人参加演唱《黄河大合唱》，也是改革开放后文艺界的一项盛事，光未然却未能前去。
光未然把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叫作读读“活书”。他一说起去外地参观访问就兴致很高。他对我说：“虽是走马观花，比不走不看要好一些。”
“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
拼着性命和
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我觉得这几句朗诵词勾勒的，正是一幅正能量人生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