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禅
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渔樵”，似乎是中国人心灵深处永恒的梦。说它是多数国人心中“最后之精神安全网”，好像并无不妥。不论于红尘中翻滚若何，是痛苦，是欢乐；是忧愁，是喜悦；是一败再败，还是功高盖世，最后，想象自己的一生终会有一支渔歌、一蓑烟雨，伴着满目的青山绿水在等待着自己归去，就会蓦然多了些宽慰。
有趣的是，既为美梦，渔樵却始终不是生命的第一选择。好像渔樵作为梦想，反总是许多人做完人生这场“大梦”之后的唯一真实。乃至孰梦孰醒，一时间竟难以分清。但不消分辩，渔樵常常是被迫的，或者说，经常是一种无奈之举。真正捕鱼砍柴的人，也许只会芜没于青山绿水中，站成山中一棵无名的树，或是沉入河底做一粒细小的沙。广为人们所知的“渔樵”，基本都是名利场中的失败者，或者我们客气一点说，大都是失意者。所以，归于渔樵的人，应该都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充足的人生经验，不经历各类斗争的残酷折磨，灵魂空空如也的渔樵是不可想象的，大概率也不会被历史所标记。所以，我们阅读历史和文艺作品会发现：真正从始至终安于渔樵生活的“彻底的”渔樵，其实非常少见。即使是作为思想源头之一的庄子，相传也在楚国当过漆园小吏。可见，渔樵总是不那么纯粹。更有意思的是，思想上的“渔樵”俯拾即是，生活上真正行渔樵之事的，却是少之又少，毕竟连陶渊明也只能种出个“草盛豆苗稀”。但不管怎么说，从庙堂之远逃到江湖之上的渔樵，总算成为与时代所有利益关联度最低的人，正所谓“你便占尽白云无人怪”。有“渔”提供食物，有“樵”提供能量，因而得免于饥寒，以最原始的方式生存下去。他大可以恣意饮酒，放肆发话，说于乔木、野草，唱于鱼虾、麋鹿，而不必恐惧统治者手里那沉重的镣铐和带血的屠刀。
渔樵的故事广为传唱至今，多半都是为他们诗意的生活所倾倒。“有清风明月，可以啸咏，有素琴尊酒，可以娱乐，高谈而遣累忘怀，陶然以适物外之情。”然而，所谓“心远地自偏”，渔樵生活的精彩之处，可能并不完全在于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在于心境的变化。众所周知，没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那样活得如此“沉重”。同样的角色，他们有其他民族的读书人所不具备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畏惧意识”。他们时刻畏惧“天命”，总是选择“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一直视天下、历史、百姓与自身的生命、志业、操守有着最根本的一致性。这种忧与畏所到之处，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现世经验对山水所代表的超越性的褫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人身在草泽，至死不渝向往家国天下；但也有人身在朝堂，却形如丘壑之中。即所谓“林泉之心”，并不一定身在山水，白居易所谓的“中隐”也是这个意思。可见，渔樵之快意，也不能太执着于“相”。它所代表的喜与乐，显然是调节忧、畏心理的一剂良药。然而，话又说回来，这服药如果不是在文人被迫承受剥离“社会性”之苦而选择“乘槎浮于海”时，一般来说是肯定不会贸然“服下”的。此忧、此畏究竟如何放下，或者说如何释然，取决于每一位向往渔樵的生命体所经历的不同的心路历程：有官场黑暗确乎沉疴难愈，有国破家亡实在无力回天，有心灰意冷只剩放浪形骸，有筋疲力尽唯求终其残年……在承受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不堪与苦痛后，终于能以斜阳草树相伴而等闲视之。大概是终于领悟出自身之有限与天命之无限间有着缥缈的距离，能够坦然接受“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的生命之淋漓真相。最终，以青山绿水测度功名成败，皆是瞬间而已。
当然，不管是被迫还是失意，这样一种旁观者和局外人的立场，给了渔樵一个颇为合适地观察人生和反思历史的机会。渔樵，就这样貌似从历史中渐渐远去，又在历史中欣然复归，发挥着评点英雄、品评往事、批判历史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如我华夏一样把“历史”视为生存之根基的民族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历史就是天道，就是民心，就是方法论。治理国家必须尊重历史、学习历史、反思历史、续写历史，于是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官修史书。但是，渔樵则跳出史官这支“胜利者之笔”，独自面向自身，走到历史的深处去尝试和历史作最诚恳的对话。在“都付笑谈”中，完成渔樵对历史的纯粹个人领会。这种认知无疑是自由的，是宽容的。他允许笑谈，允许煮酒，允许述而不作，也允许手舞足蹈。不必在目录页面上把本纪、列传、世家标识清楚，也不必以“人名……者”加“地名……也”的统一形式开篇，接着滔滔不绝、半真半假地讲述某个人的一生。渔樵似乎对史家所执着的“历史真相”并不过分追求，反而更喜欢争论不休且永无定论。所以渔樵讲述的历史，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历史。正所谓“道不远人”，他们给予历史以更多的解释、阐述、认知的开放性，也赋予人物、故事、时间、空间在当下复活并依旧生产多重意义的可能性。因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言说，决定了历史的生死。若历史只有唯一一种分析路径和表达方式，那么历史也将不成其为历史。我想，更加“活泼泼的”历史，大约便开始在渔樵放下酒杯低眉吟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