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举
西晋王朝是一个门阀统治腐朽昏暗的短命朝代，世家大族变得日益腐朽起来。然而，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鸡群中也会有傲然卓立的仙鹤。在浑浑噩噩的贵族大夫中，亦有少数识见不凡的廉直刚正之人，刘毅便是其中的一个。
刘毅，字仲雄，山东掖县人。刘毅出身贵族，“幼有孝行，少厉清节”，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名士。魏晋时期的名士，掌握着对朝政和人物的品评权。当时社会舆论极重名望，名士们的品评断语关系到朝廷对人才的任用拔擢，欲入仕的士大夫，都希望得到名士们好评。刘毅“好臧否（评价褒贬）人物”，“见有不善，必评论之”。但他没有沾染当时的好空谈、尚虚玄的习气，而是以清廉正直人格，从事实出发，一视同仁，不避权贵，不看人下菜碟，点评精准犀利，乃至那些劣迹斑斑的“王公贵人皆惮之”。
曹魏末年，刘毅任司隶都官从事（察举百官犯法者），竟要弹劾河南尹（洛阳郡的长官）。他的顶头上司阻止他说：“攫兽之犬，鼷(xī)鼠蹈其背。”意思说，捕兽的犬，难防背后小老鼠的攻击，提醒他弹劾别人，要防着别人的报复。刘毅坦然答道：“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表现了果敢无私无畏的精神。刘毅的行为得到了朝中有识之士的赞赏：“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刘毅的方正刚廉，不仅表现在勇于弹劾官宦贵戚上，还表现在不媚“圣意”上。晋武帝司马炎“以毅忠蹇正直”，提拔了他。然而司马炎好大喜功，自以为统一了全国，功德高重，特别想听臣下的赞誉之词。太康三年（282年）春正月，在一次“亲祀南郊”后，武帝洋洋自得，想让刘毅吹捧自己，便询问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满以为刘毅会溢美一番。谁知刘毅对武帝“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极为反感，随即答道：“可方桓灵。”桓灵二帝是东汉末年政治最腐朽黑暗的时期，司马炎听到刘毅将自己比作桓灵，不高兴地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但刘毅不惧皇权，朗声说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尖锐地批评了武帝的贪婪和朝廷卖官之弊。司马炎听了，再无话可说，自我解嘲打圆场，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刘毅敢于直言不讳，将批判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十分难能可贵。
刘毅是有大格局的人，他不仅弹劾权臣、谏诤皇帝，还在制度层面批判靠门第博取官位的九品中正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起到了弥补察举制弊端、恢复选才秩序的作用。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政权后，由于中正官多由高门大族把持，九品中正制便成了门阀士族维护其政治地位的工具，其弊端益发暴露出来。太康五年（284年），身为尚书左仆射的刘毅，给晋武帝上了著名的《九品八损疏》。刘毅认为“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但有八损”，必须予以废除。刘毅在奏疏中指出，中正官肩负选才之责，但他们结党营私，垄断人才进退的大权，“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多利用手中权力为所欲为。往往是门第越高，意味着职位越高；门第如果卑下，职位必然庸冗。而那些不属于士族之列的寒士，根本没有进身的机会。久而久之，社会阶层固化，人才流动趋于停滞。从刘毅揭露的这一弊端看，西晋时“职为中正，实为奸府”“古今之失，莫大于此”。尽管刘毅对九品中正制剖析批判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但因为动摇士族统治的组织基础，自然遭到士族阶层的强力反对。武帝为了取得士族阶层的支持，虽然赞同刘毅的看法，最终“竟不施行”。
太康六年（285年），刘毅病卒。幸运的是，刘毅离世时虽然深藏社会危机，但还是“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的太平景象。六年后，晋皇室爆发惨烈的“八王之乱”，随之社稷倾覆，近三百年动乱开始，中原地区进入“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