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丹
在本雅明那里，讲故事的人有两重身份——农夫和水手，水手带来远方的故事，农夫深谙当地的掌故传说，农夫和水手所讲的故事最终会融合在一起，且暗含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遥远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同时也是讲故事的人，乡土的驳杂经验构成了诗人写作的原动力，在具体而微的事物中找到时间的意义和永恒的内涵，则是诗人的使命。《大地上的庄稼》是张少恩据守故乡、向历史纵深处探寻、栖居存在之思的实验之作，也是唤醒乡愁、捕捉不可复制的属于心灵乡村记忆的回旋曲，正如诗人的自述：“我的诗来自田野，来自滚滚的稻浪的吟唱。”所以诗人“在大雪中转身”，以苦难之光赎回真理之身，以嘹亮的喉咙押解悲歌，将诗歌写在大地上，在沉默和诗意的范畴，阐释流动的光阴和那些无法遮蔽的叙事命题。
在张少恩的人生旅程中，北岸是乡村，南岸是城市，北方的风和雪裹挟着诗人的记忆涌入诗篇，国土的边界无限辽远，夏与秋的原野充斥着生命气息，黄玫瑰盛开在故乡也盛开在辽河左岸，月光在古道边的鱼尾葵上流溢奶沫，桨声、蝴蝶、大河、丁香、向日葵、荷花、苇草……一切与“乡土中国”相关的记忆和事物，都成为诗人观照灵魂、对抗遗忘的“有灵之物”。柄谷行人曾以“颠倒机制”来确立“风景的发现”，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他乡生活经验的人那里，“故乡”才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概念，《大地上的庄稼》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正在于此——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总能找到和土地、庄稼的血缘关系，总能在大雪中回到生命的初态，以流转的眼神翻新人间。
在诗集的序言中，诗人谈及了他对于诗歌写作的看法，“我必须提醒自己走微观的路线，热爱卑微的事物”，这样的写作观完整、彻底地渗透在这七辑诗中。诗集中的散文诗多写具体的风景、人、事件，注重细节的描绘，许多诗篇皆以第一人称“我”起笔，主体“我”的介入也使得诗歌更具真实性，整部诗集由此笼罩着漂泊的“我”的影子，“我”是短暂的，但“我”同样是悠久的，“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根”，我的“草木之心”活跃在北方的每一寸土地上，澎湃的激情、遥远的纪念、灵魂的摇曳、复调的声音，共同形成诗人的美学追求。在《夜颂》中，诗人写道：“存在就可以发声”，所以诗人不仅注意到了“人”的存在，还将生命赋予植物，去探寻一棵千年松的历史，和梨花、玫瑰对话，由植物诉说自己对于故乡的深沉的爱。诗集的第七辑写的是诗人的身边人，乡间的光影把诗人拉入时间漩涡，即便诗人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也未留恋过辉煌的灯火，而让讲故事者真正难以忘却的，则是故乡的大西沟、乌拉草、袅袅炊烟，“我”作为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感受到了饥荒年代“母亲”对“我”的浓厚的爱，亲眼见证父亲“英年早逝”，所幸古老的村子总有一盏灯为“我”而留。长满野草的山坡年年有风雨，大雪换不回“母亲”的生命，乡愁在诗人这里成为一生的朝向，月光的银饰也成为永久的缺憾。
在阅读这本诗集时，我常常会联想到自己的故乡，和诗人不同的是，我的家乡很少有下雪天，能够触发我的回忆的景象，往往是山川河流、花灯魅影，诗人似乎更喜欢秋天，认为秋天“在一切思想和宗教之上”，我却更喜欢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母亲和我从田野里采摘黄花回祖母家，天空蘸上橘色，总有人在巷子的拐角处等候我们。但是，“乡愁”是一致的，“故乡”在诗人那里，是山中、山外的徘徊，更是一个终点，它包容了尘埃和大雨，也包容祖祖辈辈的根源，而那个属于我们的共同的“故乡”，都映照在我们的目光里，它成为具有生命意义的符码，飘浮于田野、村庄、灵魂的栖居地。
当粮食再一次坠落到田埂上，属于我们的时间，才真正开始。这也正是《大地上的庄稼》一书的永恒命题，“回到精神故乡去”不只是乌托邦意义的想象，也是获得心灵慰藉的诗学方式，在此意义上，回忆就不再是单纯的“昨日重现”，而成为重建“爱与文明”的途径，我想这也是诗人写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