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彧
治鲁迅学研究三十余年的孙郁教授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其新著《鲁迅与国学》，以十五个专章考察了新知国故间是非取舍，质疑批判中“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鲁迅。讲述故实，博赡贯通，达意妙得，展示出优秀传统文化在鲁迅伟大形象中的底色铺陈和基调渲染之功。
20世纪初期，国学旧学，国故学国粹学，经史之学文献之学，一般语境下是彼此可以通用的。落笔《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推重近十年前的《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从认识论、知识论和审美论三重审视中拾取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孙郁作品第一章即开宗明义。畸形有限与内在欠缺了然于胸，发现珍贵的遗产，重新寻找精神的原态，在双向互动中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然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鲁迅不满于将古代经典作为凝固的存在接受过来，从古人世界里发现当下精神，穿越，攀援，他强调的是如何在文脉里发现思想的创造性。鲁迅学有根柢，整理《嵇康集》长达23年之久即是明证。校勘、考证、辑佚，他为之作序跋，并选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说理、发议论，“思想新颖，往往和古时古说反对”，“师心”和“使气”的嵇康阮籍，确乎和鲁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考古知今，考古验今，考古证今，北魏郦道元、宋人陈亮、明代顾炎武一直沿袭着如此文化理念。孙郁在本书中发现鲁迅思想逻辑由章太炎而来，活用老师的学问，又透出老师没有的气息，文章风格也受了老师影响，既深刻警辟，也复杂多变。“章太炎由古逆今，鲁迅则今中含古，各自有创造性的表达”，开启了学生思考的雄浑、想法的跳跃等许多方面，古今互证，念之又念。正如鲁迅《华盖集》《答KS君》《忽然想到》《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篇什中点睛之笔与剀切教导：“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野史和杂说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自称是“学匪派考古学”的鲁迅建立在史学基础的野性思考，偏好从“涂饰太厚，废话太多”的正史之外去寻找另一种可能，于乡邦文献、无名者文字乃至禁书背后窥见生命真迹，又能发现破绽盲点，打开新领域，破除集体遗忘中的虚伪躲闪，让久被压抑的精神蠕活。1933年《南腔北调集·经验》里他不无感慨：“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1934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他更是直抒胸臆：“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今古、正野话题之余，本书第五章《非儒非孔的理由》中所提及的异同是非，所论定的“在礼教终结地废墟之上，鲁迅诞生”，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以观鲁迅与孔子，不能不说两人境界的相似。两人最大接近点是在一个传统失范的年代，选择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他们“不因苦而退，不因乐而休，超俗的人间情怀与思想境界，值得我们连声赞佩，赞佩”。孙郁主张摆脱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的实用目的和负面看法，打破俗儒暮气，恢复其有趣、自然、人道的温度，立高洁辞章，以古典学研究的精神“得其妙意而用之”。同也不同的孔子和鲁迅，前贤希望克己复礼，以节制方式进入太平之世，而后来者鲁迅则是“在抗争里，独战群魔，其英雄气概何人抵之？”
鲁迅思想的最核心之处乃战士精神，反抗，争斗，多维的挑战者姿态，和形形色色的敌人战，底层意识，平民之态，关注大众，扶持青年，最后一章大书鲁迅钟情、弘扬的墨学精神，苦行隐忍，忘我牺牲，振世救弊。鲁迅从墨子传统墨家价值中打捞出殊为可贵的遗绪亮泽，道德完整性，社会责任感，果敢的行动者，朗健的英雄者，古老精神成为现代思想的一部分，为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之追寻提供了正面、切实的答案和题解。他反感的是古代遗产使一些文人掉进自欺自恋中。他忧心所在是，冲突、争论中读书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走不出暗处盲区，无法于广学博征中求得真义。
鲁迅杂文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当丰富的民国别史来读。于传统有吸收继承，又有打破冲决，中外参照，文章新命，“曲笔、冷笔、诗笔等手法，使表达获得了新的活力。”以批判眼光重审旧文明，激活了古老的文脉，重新延续旧文化最为有活力的部分，摄取旧遗产的精华而创造新文化，孙郁先生以鲁迅作为典范样本来照亮当时的语境，“文除百代之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鲁迅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一起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现代知识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他们也因此影响了后来的学术、艺术之路，成了中华文明史永远伫立的路标”。《鲁迅与国学》中的深思与洞悉，让我们想起了近百年前茅盾《鲁迅论》中的一句话，鲁迅不肯自认为“战士”或青年的“导师”，“你大概不会反对我称他为‘老孩子’”。民族魂，中国的脊梁，众议自说，他当之无愧。“实际是推翻了许多旧物，廓清了大道，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徐梵澄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时的评价，与新时代孙郁的结论恰似合奏，堪称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