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屈原在楚辞名篇《九歌·山鬼》里写到一位仙气飘飘的女子，黎明时分，孤身一人伫立于云雾溶溶的山巅，身披薜荔，腰束女萝，驾乘赤豹，后随花猫，辛夷花和桂花簇拥在身边，吟唱歌谣召唤天亮。
从个人写作习惯上，阿占有猫为伴，亦是“吟唱歌谣召唤天亮”的人。她在访谈《怀旧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里曾经提及常年早起的习惯。她说，“诸神在黑夜里留下了黑金，只有早起的人才能捡到。清早给予清冽之感，我很喜欢把天写亮的感觉。天亮后便出门锻炼四五十分钟，根据季节的适应性选择游泳或慢跑。运动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当天的任务基本就捋明白了。”
阿占的艺术创作已持续多年，小说、散文、绘画等门类融会贯通，在文坛崭露锋芒，代表作包括《后海》《制琴记》《墨池记》《人间流水》《来去兮》《满载的故事》等若干，入选了重要榜单与排行榜，被各大选刊转载，获奖无数，包括中国小说学会“2023年度中国好小说”、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四届和第六届泰山文学奖等等。
众多的文艺创作，皆来自生活的厚积薄发。阿占专业学习是绘画，职业出身是记者，这些经历成为其写作的重要内在成因。众所周知，曾经从事新闻工作，并成为作家的人有相当数量。著名的，外国有笛福、杰克·伦敦、海明威、爱伦堡等，中国有萧乾、周立波、孙犁、魏巍等。许多记者同时又是作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作家的最重要资质之一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具体的了解和体验——曾经作为记者的阿占，接触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积攒的人脉且不是世俗中的功名利禄、人情礼往，而是那些纷杂的“小民”，包括渔夫、制琴匠人、照相师傅、啤酒屋小老板、铁匠和石匠……这类因时代发展逐渐被边缘化的人物，经过阿占二十余年的淬火积淀，妙笔生花，仿佛老物件被荡去了陈年灰尘，透过包浆下的年代光泽，成为一篇篇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猛然，也是必然。
以阿占发表在2024年8月号《芒种》的小说头题《起大风》为例。“大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一个是代表民风或自然现象，另一个代表文化艺术——《起大风》这篇小说所讲的故事聚焦在父子二人身上，父亲是技艺精湛的世家铁匠，儿子没有子承父业，偏爱上了民间戏剧和舞台艺术。这两种行当一时流行于传统的农村，可飞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让它们频受冲击，濒临灭绝，是传承还是消失毁灭，是当今中国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迎面遭遇的时代课题。幸运的是它们遇到了文学使命感极强的阿占，阿占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各种行当的现实窘境，还用艺术手法传承了行当对于文化中国的宝贵，更难能可贵的是阿占用春秋笔法，揭示了社会转型和文化传承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自觉地将文化使命感和文学创作合二为一，这就是阿占的厉害之处。
在小说《起大风》中，阿占这样描摹铁匠父亲：“打造一件器具，大小不论，单说选料、切铁、取样、开板、烧火、锤打、成型、淬火，十来道工序，每步都有讲究。其中，淬火最关键，当铁件加热到一定温度，需用水、油或空气使其急速冷却，完成表面硬化。爷自有祖传诀窍。他知道，温度过高，刀刃遇硬会崩，反之则钝。淬火的水也只用村里老井的，其他的水，爷一概不用。”写铁匠的“不争气”的儿子，她则选择了白描：“麒麟的基因里有大风，有铁水，有火花儿，有乡间戏，加之他的模仿力极强，控场能力出色，三年后，真的成了台柱子。团长容他即兴，让这小子去疯，团长很满意自己的眼光和果决。麒麟也没让团长失望。声、光、电一炸，容不得思考，只凭借直觉和本能，麒麟制造了无数个当时当刻……”
这种纪实性极强的小说手法，在阿占的《复古照相馆》《后海》《丹青记》《墨池记》等许多作品里都能看到。笔者曾与阿占有过一番对话。我说阿占的作品可以分两部分，一种是写万里海疆的蓝，另一种是写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占认为我看得很准，她表示自己当前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两大类题材，那就是海洋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
我听后拍案，这哪里是两大类啊！这分明是两大文化工程。曾经以散文见长的阿占一旦突破小说边界，非但没有失去散文的灵性，反而丰满和成就了新的小说范式。她的小说几乎部部精品且无法复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个人阅读视野里，国内文学界鲜有其人。
认识阿占许多年，见过两次面都是在东北，一次是在“中国枫叶之乡”辽宁本溪桓仁，另一次是在“东北五常大米”原产地黑龙江五常。东北的秋天秋高气爽，粮食归仓，意味着收获，当然是最好的季节。经常关注阿占的文学创作和走向，阿占少有女性作家的媚态和调性，心中或隐藏一位绝世武功的仙侠，山东大嫚儿表面的磊落大方，并不是秀外慧中的全部，看似云淡风轻，裙裾拂萍，衣袂飘舞，不用刀剑，实则文风中蕴含着种种“绝世武功”，一时无法谈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