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音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做编辑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仍难杜绝差错。多年来耳闻目睹的差错五花八门，有的“致命”，有的被处罚。更多的是只有编辑自己心知肚明的失当之处。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错在哪。于是，常有纠谬摘误类的文章见于刊头报尾，传播知识也总结教训、研究规律，我们副刊版还设了专栏“吹求录”，专门“挑刺”的读者和作者也应“运”而生。
本报有位著名通讯员叫彭增祜，喜欢咬文嚼字，人称编外校对。记忆中，我编的版见报当天上午，十有八九会接到他的电话：“老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句话如果这样……就更好了！”“这词要是用那个……”总之鸡蛋里必须挑出骨头，偶尔还真是骨头，比如2013年1月5日，见报的书法作品“国学堂”三字中，繁体“学”字上半部分用了繁体字“举”的上半部。不孜孜以求，怎会发现呢！
编外校对与时俱进用上电脑后，便经常写电子信挑错。2019年7月23日，他写道：“今读新作《三访慈恩寺》，眼前一亮，诚老朽单调晚年生活中一大快事也，读罢有一大一小两个想法供您参考：1，要我写，题目会是《三访慈恩忆函可》或《慈恩寺里忆函可》之类，命题总以准确为上选。2，文中顺治十六年似应为1659年，不是1660年。”
我当天回复：“彭老师好！谢谢您关注，再制题一定慎重！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函可圆寂，公历年为1660年1月9日。许多写1659年，是按照农历来的。”
两天后老彭回信：“此种情况，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人生在两年，农历一个，阳历一个。这个事例告诉我，凡事不可执拗于一端，以后再遇此种情况，可作一小注，那就严密了。”
一晃，好久不见老彭来信挑错，算一算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关心《沈阳日报》的老通讯员应该有八十岁了，赶忙找出先前保存的座机电话号，拨过去，还是那熟悉的声音，如今听起来竟深感宝贵。我们在电话两端感慨岁月如梭，我说要寄两本书给他，是我做执行主编的，他表示非常期待。
书寄出去我就在等，果真不几日，电话来了：“老妹妹，书在手边吧，翻到164页，数字后面是不是多个数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