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起
转眼间，季羡林先生逝世快15周年了。但精神层面上，他始终没有离我太远。他的书就摆在我的书柜的最显眼的层面上。我常拿出来翻翻，并不是读，只是看看，就像朋友打个照面，问个好。记得2009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播放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消息时，像今天一样，我正在书房里整理藏书，季老先生的著作就摆在面前。今天，我又怀着极其敬仰的心情捧起季老赠我的《东西文化议论集》，睹物思人，1999年6月5日在季老家做客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天，我与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光利先生到季老家研究由季先生为我所在的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编的《东方民间故事精品评注丛书》的编写体例等事宜。季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燕园未名湖畔的一座旧楼的一层。当我们走进季老卧室兼书房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房间只有13平方米大小，极其昏暗，白天需要开灯。四周是满满的书架，围在中间的是一张旧式写字台、一把藤椅和椅子后面的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子没有叠，显得有点凌乱。棚壁门窗没有任何装饰，是真正的原汁原味。想不到这位国学大师那些辉煌灿烂、远迈前古的著作竟然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
季先生微笑着从藤椅上站起来与我们握手，用一口山东普通话表示欢迎。他那条皱巴巴的蓝布裤和一件洗得泛了黄的长袖白汗衫完全不像一位大学者，倒像是一位简朴的农民，然而他却自得其乐。我打趣说：季老，进门前我还胆突突的，以为您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定是衣冠楚楚、满脸庄肃，想不到您这一身打扮，立刻就颠覆了我那想当然的印象。季老斜斜身子，坐回到椅子上，不无诙谐地说：“我认为，自己决不是什么天才，决不是什么奇才异能之士，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中不溜丢的人；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满足了。”后来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昭告天下，请从我的头上摘下“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这么朴实这么真诚的话语，流露出来的却是原生态的高尚品质，彰显的更是无法遮掩的宽阔胸怀！
在那天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才真正地领略了季先生学贯中西、心骛八极的才智和思辨敏捷、言语幽默、谦逊豁达的人文风采。当时季先生正在东西方文化研究的巅峰上，他认为世界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而西方主分析，并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季老分析当前的文化形势时说，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是一片漆黑。对于西方文化，我们既要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也要提倡“送去主义”。送去什么呢？一定是东方文化的精华。基于这一想法，季老才于百忙之中主持编写了这套15卷本的《东方民间故事精品评注丛书》，并亲自写了序言。
季先生一生坎坷。1935年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潜心研究东方语言文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被打入“牛棚”。他一生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崇尚儒家的进取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凌晨4点起床研究学问，对国家和民族充满着忧患意识，对于自己的责任丝毫不敢怠慢。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70岁以后完成的。当年季老先生已经88岁高龄，健康欠佳，常年住在医院里，却时时牵挂着学界，不时有文章面世。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季老牵挂着灾民的生生息息，彻夜不寐，不止一次地流下热泪，并较早地为灾民捐款20万元。
季老勤奋一生，不仅为世界奉献了求真求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光耀千秋的著述，以及他为东西方文化融合，争取早日进入世界大同境界的卓越成就，而且更以其谦和淡远、平易近人、不慕虚名、不逐物利的伟大精神屹立于世，成为我们为人做事的光辉榜样。今日重温季老谈话，又一次唤起我对他的学业成就和敬业精神的倾慕，对他的高尚人品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