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从进
日前，收到赵宗彪先生寄来的《史记里的中国》一书。随手翻开，竟一口气读完。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为西汉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古到汉初三千多年的历史。读那个时代，总让人热血沸腾，雄才伟略、刀光剑影里展示的是一个个生命大开大合、大张大扬的故事，这是中国历史的草创时期，一个英雄辈出、个体生命容光焕发的时代。
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也是中国人的成年礼。人们视尊严和自由为最高价值，视生命若等闲。像史马迁这样的人居然接受腐刑，苟活下来，是不可想象的。朋友大骂，你不去死，竟然如此活着，真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后来写了荡气回肠的《报任安书》，让我们知道他不是不想死，死太容易了，难的是活下来。他之所以苟活，是因为尚有“史”命在身。我们感谢司马迁没有轻易赴死，而是选择忍耻含垢活下来，终于完成煌煌巨著。假如没有《史记》，中国的历史将是多么的残缺和暗淡，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无从谈起。《史记》使中国人得以站立，完成了以尊严和自由为核心的人格大厦的构建。
赵宗彪读《史记》，不停留于历史的表面，津津乐道于具体事件上，而是通过对《史记》的解读，融入了个人丰富的史识和深邃的思考，有对时代特征和人性困局的深刻洞察，对死亡价值等人生大问题的深度拷问，表达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深切的忧虑，显示了他博大的家国情怀。虽然他选择的是个别历史事件的“轻描淡写”，没有理论文章的系统综述，但那种随笔式的写法正好避免了枯燥和艰涩，读来诙谐幽默，轻松有趣，充分展示了他的睿智。
本书开篇写“采薇首阳山”的义人伯夷、叔齐，兄弟俩都拒绝继承王位，一起在首阳山采薇为生，最后因“不食周粟”而双双饿死，提出一个同谁可以讲道理的问题。
《史记里的中国》对史记内容旁征博引，举重若轻，显示出作者作为文史馆员的深厚功底。书中充分肯定了韩非法家思想的光芒，指出共和、法治等思想在中国的史学源头。书中赞颂了最伟大的友谊“管鲍之交”，这种建立在理解和欣赏之上的友谊在今天几成绝唱。在深切体察人性的同时，发出了“做明白人很难”的感慨，高度赞赏把生命献给自己的庄子。在《敢于失败的英雄》中，歌颂了春秋贵族们自撞南墙式的殉道精神。书中赞扬普通人也藐视权贵，崇尚智慧，只要社会有不公，他们就要冲上去，一种侠肝义胆的侠客精神。
书中的《尊严的重量》一文，说到了刑不上大夫，不是说大夫可以逍遥法外不受追究，而是用一种更体面的方式处理。汉代有“盘水加剑”的方式让高官走进“请室”自行了断，保住体面，不以国家和司法的名义给你定罪。在那个讲究尊卑秩序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贵族精神。
那个时代有一个“士”的阶层，大贵族们养士成风。“士”属于贵族的最末等，他们纯粹潇洒，不受束缚，重情尚义，视金钱如粪土，视富贵如草芥；四处张扬生命活力，崇尚尊严和自由平等，活出了生命应有的高度，成为那个时代价值理念的重要塑造者。
《史记里的中国》中写到了刺客和说客，合纵连横的谋士和行走在权力刀锋上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有行刺秦王而“惜哉剑术疏”的悲剧英雄荆轲；每每让我震撼的是共同谋事的大夫田光，只因太子丹一句“请君勿泄”的嘱咐，立马横剑抹脖；程婴抚育赵氏孤儿成人后，践约慷慨赴死；田横岛五百勇士不愿做汉帝之民，效仿主人集体自杀，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那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时代，死亡成了一件高度审美的事，是生命中最华美的乐章，是人生意义的最后确立，他们高唱着死亡赞歌，仿佛功成身死才是人生最完美的谢幕。的确，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要有高于生命之上的价值追求。
书中更有对帝皇术、暴力、财富、信用等等问题的思考，对弱者的关注，写到了个人尊严、思想自由等等，一个个故事让人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但是没有人想过“假如沧浪之水干涸”这个问题，赵宗彪想到了。
《史记里的中国》中很多观点我深为赞同。司马迁展现的时代，是一个恢宏、苍凉、激越的时代，人的精神高度和尊严的等级均为后世所不及。历史发展到今天，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分追求束缚了人类自由的天性。两千多年来，科技日新月异，可人类的心灵进化却微乎其微；科技和物质本身只给人带来便利，不关心人的幸福。人类的心灵如何进化？灵魂如何安顿？作者谈的是《史记》，实则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问题和永恒人性弱点的深广叩问。
在喧嚣浮华的时代里能够安心研读《史记》，本身就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展现。赵宗彪先生也是一个“士”，也有着那个时代的贵族习气，憨厚、较真、好玩、执着都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他对《史记》的解读就是对传统文化很好的传播，激发了我们这些才疏学浅的人也想看一看《史记》的冲动。在此，向赵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