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为 1933年6月生于杭州，祖籍浙江奉化。1949年9月初中毕业后参加25军文工团，后调至23军文工团，1952年入朝参战，1958年5月回国。1959年调至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从事专业歌词创作，历任创作员，副组长，艺术室主任及团的艺术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辽宁音乐家协会理事、辽宁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儿童音乐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发表处女作，1960年起从事专业歌词创作。先后发表歌词2000余首，论文60余篇，获各类奖项300余次。代表作《红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师长有床绿军被》《有一个美丽的村寨》《中国游泳队队歌》及大型合唱《平型关大捷》、大型舞剧《蝶恋花》（作词）。著有系列词集《北疆之恋》等4部、大型辞书《歌诗韵谱》《歌词技法》，出有专题盒带、CD多个。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将军待遇。
2024年2月6日，91岁的邬大为在家中为我们讲述他的艺术人生——
我出生在很特殊的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学的是文科，当过杭州青年会的文牍主任，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那个时候家里生活还不错。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在我父亲单位发现了革命传单，“宪兵队”把我父亲抓走了，一天以后，同乡把他解救出来，白色衣领子上面都是血迹。杭州待不住了，宁波的同乡介绍他到上海的一家私立医院当秘书，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要养活两个哥哥和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两个哥哥中途辍学在上海当了童工，我那时才读小学，在家坚持念书。
后来，家搬到了上海，实际上就是上海的贫民，那时候，家中买不起粮食，生活很难。
启蒙教育
我母亲是孤儿，她是在英国的慈善机构长大的，英语非常好。母亲善良，她从来不跟邻居吵架，我从小养成比较善良的性格。父亲母亲是教会唱诗班成员，我经常跟着他们去教堂，我从小会唱几十首赞美诗，我音乐好，大家都叫我“小歌手”。
我父亲在上海期间回过杭州，曾经问我母亲：“大为功课怎么样？”母亲说：“别的功课一般，语文不错。”父亲听了很高兴。他说：“语文是所有功课的中心，别的功课也不要马虎。”
有一天，父亲问我爱看什么书，我说我爱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但是有时看不太懂。父亲说：“看这些小说你都不是太理解，你看看故事可以，得了解背景，知道什么是拔刀相助、讲义气。”随后他给我讲了几个题目。他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个老师用唐诗出了一个题目：白云生处有人家 ，要每一个同学根据这句诗的意思画一幅画，同学们有的画村庄、画白云，有的画人家，有的画山，老师都不满意，最后有一幅画老师很感兴趣，画的是山坡上有个人挑了一担水往山上走，山顶上云雾中间冒了一炷烟。这幅画好在什么地方？白云生处有人家，你能不能不画人家？有人往山上担水，说明山上有人住，一炷炊烟说明有人家生活，不要画房子，你懂不懂？我说：“我懂。”其实一点都不懂。老师又出一个题目：野渡无人舟自横，也让大家画画，大家画野渡呀、芦苇塘啊，很幽静的，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老师也不满意。最后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画，老师感兴趣了，他画的画，是船头上有两只鸟在找东西吃，两只鸟飞向船头，他知道画的核心是无人，只有无人鸟才敢来。他没有告诉你有人没人，但是鸟的行为告诉你有没有人。父亲问我懂不懂，我说懂，其实也不懂。最后一个题目：踏花归来马蹄香。有人画得很实在，马蹄上有黄花、红花，老师不满意。最后一幅画，老师高兴了，马拴在那里，有两只蝴蝶在马蹄边飞舞，画的是马蹄香，香是看不见的，但是蝴蝶能闻到，他用蝴蝶的形式来表现马蹄留香。父亲说：“写文章，学文学，要懂这个道理。”父亲问我懂不懂，我说懂，其实也不懂——我那时毕竟是小学生。
我理解，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不那么平、不那么直、不那么白，好像是这个意思，以后逐渐才明白。这是家里对我的启蒙教育。
抗美援朝
我是1949年夏天，在上海初中毕业，那个时候毕业等于失业，像我这样16岁毕业，技术没有，社会经验没有，没地方要你工作，没有办法，只能在家待着。有一天，部队文工团演《白毛女》，把我吸引住了，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在上海的时候，我没听到过，也没见到过，特别是有两句唱词，给我印象挺深：“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我也要参加文工团，我投考去了。“你会什么？”“会唱歌。”“唱什么歌？”“《东方红》”，文工团的人问，我答。我嗓子不错，唱得挺高。又问：“还会什么？”“会吹口琴。”“吹什么？”“《东方红》”。听我吹了口琴，他们说：“明天你看红榜吧。”我回去了，睡不着觉了，不知道会怎么样。第二天一看红榜，上面有：邬大为。就这么简单，考进了文工团。之后接受部队培养，到南京训练了四个月，被派到福建。
我1952年9月随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这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一段经历。
我初中毕业，战斗经历没有、生活经历没有，死人都没见过。一到安东（现丹东）心情就不一样了，发棉衣，棉袄里面两个标记印象最深，姓名：邬大为。血型：A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上战场是要流血牺牲的，有一种神圣感。
过江那天傍晚，我看到江桥的钢架上，全是弹孔。上战场，不是在祖国的那种和平的感觉了，感觉到一江相隔两重天，眼前惨状不忍看。
过江以后，我没有想到，我邬大为还能活着回来。为什么？一天24小时，头上飞的都是美帝飞机，轰炸机、歼击机、战斗机、运输机，侦察机，非常残酷的。有些朝鲜老乡穿白色棉衣，敌机轰炸过后，冒起白烟，白衣服变成红的——全是血。
我们行军，有一次要到老乡家去接水喝，我们看到前面几个战友，从老乡家出来，手里拿着空水壶，我进到院子一看，刚被敌机轰炸过，炕上躺着一位大嫂，两腿被炸断，满炕是血，胸前趴着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在找奶水喝……
那个时候，我们白天黑夜是颠倒着过的。敌机太多，我们没有制空权。白天睡觉，晚上太阳落山再出来修工事、训练、运送粮弹。那时候喝的水是用血换的，用生命换的，水源被敌人封锁，要水，得拿命来换。
我们到前线去，每个战士，每天一茶缸水。祖国慰问团送给每一位志愿军战士一个茶缸。这一茶缸水，每天洗脸、刷牙是它，喝是它，用是它……战士们只能常年不洗衣服、不洗澡、不洗头、不洗脸，身上生出小虫子、虱子，非常艰苦。
对付敌军空军，志愿军有“三大法宝”：无烟灶、防空哨、打坑道。无烟灶，就是生火做饭的时候，把火挡住，再挖几个烟道，上面用土盖着，几米之后，烟就稀释了，敌军无法发现；志愿军的司机伤亡是最重的，白天不能走，晚上开车要开大灯，躲不了敌人夜航机轰炸，加上汽车马达声音大，驾驶员听不到敌机飞过来的声音，伤亡非常大。志愿军想了个办法，沿途每500米设一个防空哨，听到敌机过来，防空哨战士打枪提示司机关车灯，这样减少了很多伤亡。打坑道，可以防御敌机轰炸。
我在抗美援朝战场最大的感受，就是战士的牺牲奉献精神。我五次死里逃生，简单说两次。
一次演出结束后，路上滑，我摔倒崴了脚，团长说：“路上有车，你搭车回去吧。”遇到一辆车，司机是个老战士，他说：“晚上情况复杂，你坐稳把牢了就行，别的情况我来处理。”车一开出去，就遇到了敌人夜航机，两颗照明弹打过来，敌机对着我们飞过来了。突然，司机来了个急刹车，我一看，敌机离我们不到50米，投下两个炸弹。如果不急刹车，我们正好在炸弹落点上。敌机飞走了，我们的车开到树林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同志，还在吗？”我说：“在、在、在。”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文工团在马架地演出，那里是50米高的一个小山包，两个坑道，对着。一名警卫员带我们去的，他说：“我们要走过炮火封锁线。第一，你们把毛巾扎在脖子上，这样能看见前面的人，不会迷失方向；第二，敌人炮弹打过来，你们听我指挥，两种声音，一种是长音，从头顶上飞过，这是远的，不用理；还有一种是急促的短音，就在身边，要马上趴下，分清楚了，不要慌。”突然，炮响了，短音，马上趴下。我感到身上很重的东西往下压，我以为是炮弹掀起的土把我压住了。一会儿，突然感觉松了。原来是警卫员看我有危险，他把我推倒，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我一看他脸上身上全是血，忙说：“你受伤了。”他有经验，自己摸了摸说：“没事没事……”战士为了保护战友，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为什么在抗美援朝中荣立三等功？我们有一个节目是女声独唱，演了几个阵地以后，我感觉到，歌词是在后方事先写好的，有时符合战斗实际，有时则不符合。我和首长说：“我们能不能根据每个阵地的情况自己写歌词啊。”领导说：“好啊，邬大为，你来写。”
我们要演出的阵地有个神枪手，叫王志高，我写了：王志高，打美国小鬼子有一套，一枪打中鬼子后脑勺……我和演员说：“唱的时候，第二排的大个子就是班长王志高，你和他交流一下。”演出的时候，王志高低着头，战士们把他的头抬起来，他大红脸看着演出，现场气氛非常活跃。这下我们出名了，我们小组能够即编即演、现编现演，战士中间也流传开了。我们的小组战后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有一次，我们演出演到一半，有个战士跑过来报告：两个燃烧弹把坑道口炸着了。连长马上调动战士扑火，我们也跟着扑火，连长说：“把文工团员送到最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最安全？就是坑道的中间，坑道里一片漆黑，由于缺氧，我渐渐昏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很远处的声音：邬大为醒了，邬大为醒了。睁眼一看，周围都是“白大褂”，是后方包扎所的医生护士。一打听，原来是我们所在的坑道被炸塌了，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救了出来。我深深感觉到，我的生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那天开始，我下决心：一辈子，我要为战士歌唱。
抗美援朝以后，我对战士、对战争认识更深了。我所在的73师文工队有30人，有一次在山坡上准备为师的英模会演出，敌机突然来轰炸，12架飞机，轰炸了半个小时，造成文工队11人牺牲，队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师政委到现场说：“后天的演出，你们不要参加了。”大家一听，不干了：战士负了伤，还坚持战斗，我们十几个人，一定要演，我们一定要演好，请首长允许我们演出。政委说：“你们不愧为我们73师战士，我批准你们演出。”真没想到，演出还是特别成功。我感觉，在战场上，文工团战士也一样流血牺牲，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现在为什么还有力量呢？我觉得，牺牲战友没有完成的事业，我得继承，不继承，我对不起他们。
红星闪闪
我最初是23军文工团的业余创作者，调到大军区的专业文工团，一开始很不适应。搞创作的原来有个魏宝贵，他写了3首歌词，一次都通过，我写了5首，一首也没通过。我感到压力很大，每天看着天花板睡不着觉，到医院一检查，轻度神经衰弱。政委和我说：“我放你半个月假，你的主要任务是休息好，创作的事不用考虑，一口吃不了热包子，打仗也不是这么打的，我家里新买了辆自行车，永久牌的，我爱人在音乐学院，她不用，你骑车到街上逛，车摔坏了也不要紧……”我很受感动。
魏宝贵带着我一起创作，我们合作，他的名字写在前面，我的名字写在后面，带了我一年多。到什么时候呢？全军评选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全军写歌，我写的《五好战士歌》等歌词一炮打响，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全军唱，《解放军报》刊登，中央电视台播送，出唱片……我出名了，这是我最早出名。那时都是写部队题材歌曲，这是第一阶段。
1973年，我40岁的时候，写了《红星歌》。有一次我到北京送歌，中央军委文化组每年编一个歌本，我代表当时的沈阳军区作者去送歌，到北京第一天晚上，歌送到总政之后，来了个“不速之客”：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傅庚辰，他说：“想请你们（我和魏宝贵）完成一个写歌词的任务。”我说：“领导没交给我们任务，我们回程票都买好了。”他听后就走了。一个小时以后，他又来了：我们和总政请示了，如果剧本有问题，作者不负责任，总政负责任，我们也和你们的文化部部长打招呼了，作为一个任务来完成，不完成不能回去。剧本留下，他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这首歌是给电影《闪闪的红星》配的主题歌，要求写出小冬子在党的领导下的成长过程；第二，他们想把这首歌作为队列歌曲；第三，这首歌在电影中能唱，从电影中拿出来，群众也能唱。
当时是夏天，没有空调，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我们把招待所的大浴缸放满水，我先跳进去，半小时后再换他，就这么轮换。这首歌词，每一句都不离红星，剧本中有一句话：红星也是工农的星，我们认为这句话可以用。我和魏宝贵合作多年，有时意见相持不下，就各写各的，之后再碰头。那次是我写《红星歌》，他写《工农的星》。当天晚上我们俩的稿都完成了，第二天早上，傅庚辰来把歌词拿走。之后一年没有动静，没有告诉我们用不用、改不改。
我爱人在沈阳铁西文化馆当副馆长，有一天她问我：今天我们馆有个新电影你看不看？她说是故事片，还是彩色的，《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我听了心“咯噔”一下：有没有我的歌啊？我说：“看。”“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一听，电影主题歌风格是我的。我说：“这可能是我们写的。”我爱人说：“邬大为，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能写出这样的好歌？别做梦了。”我心里也没数：也可能不是吧。第二天报纸来了，最早看到的是《北京日报》，《红星歌》——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邬大为、魏宝贵词，我拿报纸一口气跑到六楼：“老伴，看，这是我们写的。”老伴说：“邬大为，这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碰上了。”三天以后，大街小巷这首歌就唱开了。
过了不久，得到通知，要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荣获少儿歌曲评选一等奖。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不久，教育部通知我：感谢你写的这首歌，定为选入小学教学课本。这是我创作的两个高峰。
桃花盛开
我的下一个创作高峰就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69年，我们创作员到珍宝岛体验生活，零下40多度的环境，边防战士一晚上要值勤十多个小时，皮大衣、皮坎肩、皮护膝，一个多小时之后，装备就不起作用了，战士想不冻伤、不冻死，只有让所有关节动，还不能跺脚、不能有动静。我们早上看到战士走过来，远远看像一群白胡子老爷爷，我是第一回看到，战士眉毛上挂着冰溜子。我问一个战士：“冷的感觉是什么样？”他说：“像猫咬一样。”我问：“最冷、最苦的时候，你都想一些什么呢？”战士说：“我看到周围都是雪花，这也正是我家乡桃花盛开的季节，想到这儿，再冷再苦我就不觉得了。”听到这儿，我头发丝都竖起来了，战士太可爱了，看到雪花，想到桃花，身在边疆，心想家乡，我想给他写首抒情歌曲。
十年之后，有一首歌，触动了我——《军港之夜》，我有两个感觉——这首歌太美了，文艺的春天来了。我想应该把“桃花”写了，马上遇到一个问题，旧观念一提到桃花，就让人感觉是“黄色”的。想到当时报纸总报：胆子再大点，步子迈大点。我还是写出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没想到后来传唱全国。
我收到300多封全国各地战士和群众写来的信，感谢为他们写出了好歌。我感觉到，作者真要了解战士，知道战士想的是什么，体会到战士把最冷、最苦感到光荣——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关。才能写出打动他们内心的作品。
我讲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歌词写完了之后，前进歌舞团最好的作曲是铁源，我想请他作曲。
铁源和我说：“大为，现在不是邓丽君的歌很流行吗，我想用通俗的方法写。”我说：“铁源，好，你现在走到新的境界，作曲跟上了形势。”
第二天早上他又找到我：“大为呀，这个词写的是战士家乡，应该不是邓丽君的味道，应该是我们辽南、山东的那种音乐风格。”他准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了。我说：“这样也挺好。”
讨论的时候，出问题了。参与讨论的成员：党委委员、独唱演员、词曲作家。铁源演唱了歌曲，作曲家发表意见：优美、抒情，但是缺乏阳刚之气，不适合战士演唱。给否了。团长对董振厚说：“老董啊，这个歌是给你写的，你演唱，听听你的意见。”董振厚一席话，把我吓一跳：“大家的意见我都听了，我感觉都有一定道理，铁源的歌，让我想起过去一首歌——送君，送到大路上……是总政歌舞团孟贵彬唱的。铁源这个歌有这个味道，我个人认为，这正是抒情男高音的特点，我来试唱。”他还开玩笑说：“我唱好了，别忘给我报立功啊，唱不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啊。”
之后出了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歌发出去，默默无闻，这个歌不一样，楼上楼下许多人走过，都在哼唱：“啊啊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在八一剧场演出时，陈锡联司令员一听董振厚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说：“这个歌适合他唱，以后他就唱这个歌。”我听完赶紧跑到后台，董振厚正在擦汗，我说：“老董，报告你个好消息，司令员说这个歌适合你唱，让你以后就唱这个歌。”他斜着眼睛看我：“是这样说的吗？”他跑过去问：“司令员，我唱得怎么样？”司令员说：“你唱得好，我和这个同志说了，以后，你就唱这个歌。”董振厚这一唱就是三年。
1984年，蒋大为到沈阳演出，歌剧团的路梦兰把这首歌推荐给蒋大为。蒋大为说：“我在这演出一星期，最后一场，争取唱这首。”
蒋大为在大馆演出，万人体育馆，我们都去看，他是第一次演唱这首歌，一报幕，掌声就起来了，第一句一唱，掌声又起来了，蒋大为当时一愣，一首歌，五次掌声。唱完之后，蒋大为问我：“第一句听众就鼓掌，是不是喝倒彩啊？”我说：“不是。董振厚唱得委婉抒情，你声音明亮，是年轻朝气蓬勃战士的形象，大家喜欢听。”蒋大为说：“那我放心了。”
随着中央电视台播放，这首歌很快流行开来，连续六届央视春晚有这首歌，其中四次是蒋大为独唱。1986年，全国当代青年最喜爱的歌曲评选，六首歌获一等奖，有这首歌。军区给我荣立二等功。
老骥伏枥
2000年4月，我68岁，离休。人们说我功成名就了，告老还乡可以了。我说：“我不那么想，我从抗美援朝走过来，十多名我的战友牺牲在战场，这些战友，是我最亲密的人，如果停下来，我对不起他们。”
离休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球征集歌曲，68000首歌参选，选出30首优秀作品，我的《奥林匹克的名义》排名第七，到北京领奖，这是我所获最高奖项；辽宁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歌，是我写的。2002年，全军“班长之歌”征集，我的作品获第一名；世界遗产博览会全国征集歌曲，我中标了；全国少年卡拉OK歌曲大奖赛金奖，决赛七个人，四个人唱的是我写的歌；还有其他一些获奖。我编辑出版了两本书，80万字，出版了四本歌词集，最近在写电影剧本……
“生命不息，歌唱不止，这就是我的人生。”邬大为说。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赵威 王晓辉 李禹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