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启昌
春眠不觉晓，晓梦如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仿佛时钟倒转，我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是“十一”期间，我回故乡探望母亲。故乡何处？辽东山区古镇凤城。坐火车七个小时，现在乘高铁两个半小时。秋风高爽，秋阳如春煦。母亲知道女儿到家的时刻，正在厨房炒菜。久违的香滋辣味飘散在不太明亮的8平方米小厨房。不对呀，现实生活中，母亲当年独门独院，一间坐北朝南的居室，一铺顺山大炕。北屋半间厨房，20余平方米，有玻璃窗，并不阴暗。那梦中的厨房是谁家的炉灶？好像在电影里见过，它抄袭了谁家的蒙太奇？
逼仄的屋地，已经放好一张矮脚小方桌，桌旁的小板凳上坐着等待吃饭的两个男孩，都是贪吃贪长贪玩的年龄，一个是我的大堂弟康运昌，另一个是我的小胞弟康达昌。运昌是三叔的长子，怎么住在我家？他说，妈妈（我的三婶）给他生小妹妹。他没有人照管，故寄放在大娘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小厨房，还有两只小母鸡在地上寻寻觅觅。一团团人间烟火，一缕缕家的温馨，熏得归乡的游子陶然欲醉。不对呀，现实中，胞弟比我小三岁，1960年他已经毕业于哈工大，留校任教了。堂弟比我只小一岁，也在天津就业，怎么变成六七八岁的小顽童了呢？但梦幻比现实还真切，绝非作家杜撰、虚构与抄袭。疑窦难猜，弗洛伊德也未必说得明白。
母亲已经炒好一马勺黄豆芽，葱花爆锅，香气升上屋顶，我正想去端菜，一只小母鸡从我背后呼啦啦飞起直奔案板上那盘黄豆芽，当当就是两口，我赶忙上前，捉住她，另一只小母鸡，也腾地跳起，踩在我的肩膀上。“妈呀，你这是什么鸡？一点教养都没有！”母亲说，“她们不也是饿吗！”我不敢慢待，把她们扣在屋角的团筐里，上面盖上麻袋，她们以为黑夜降临，立刻安静下来。回头我把黄豆芽端到桌上，母亲的土豆丝也炒好了，出锅前，母亲在上面撒了一层蒜末，立刻，另一种辛辣飞入每个人的鼻孔，香气袭人。两个孩子等不耐烦，直敲饭碗叮叮咚咚，我的妈呀，你这俩孩子，更没有教养，怎么可以敲饭碗？我们小时候，可不敢如此这般。
两个菜两个窝窝头，饭菜齐备，我说， “你们俩可以先吃！”一句警示，战场上响起了冲锋号，两个战士龙腾虎跃直奔目标。你再看，那两盘菜，好家伙，不到两分钟，风卷残云，立刻扫去了半边。堂弟欠起屁股，摸摸肚子：“啊，我要放屁！”小胞弟也放下筷子：“我也想放！”哈哈哈哈，两人狂笑自嘲，童声童气。我和母亲也禁不住大笑，笑声直上干云霄。
“你们俩吃饱了，出去玩吧。”母亲一声号令，两人打着饱嗝跑出去了。回头，母亲把俩小鸡放了出来。把俩孩子吃剩的窝窝头掰碎，放在鸡食盆里，把他们吃剩的黄豆芽、土豆丝都放进去，又去舀来两勺糠皮，和在一起搅拌，把鸡食盆放在屋角。两只小鸡旗鼓张扬，尖嘴细喙，得得冬冬，啄食如捣蒜。半盆佳肴，刹时罄光。母亲把她们抱起送到南窗下的鸡笼里。小院花池，被母亲开辟为菜畦，菜蔬精贵，不能让这两个小家伙随意糟蹋。
现在轮到我和母亲用膳。母亲像变魔术似的从热毛巾里掏出来两张大饼，每张少说半斤。那时候，煮饭和面都要论斤计两，按定量下锅。母亲，普通居民每月定量28斤；我，一般职员30斤。铁路工务段的养路工人，每月定量50斤；儿童依年龄而定。家家人人，爱粮如命，惜粮如金。全民一心，抗御天灾，“低标准，瓜菜代。”母亲说，国庆期间，小城居民，每人供应2斤细粮——加拿大进口全麦粉，虽然不如国产富强粉精细，但吃起来口感还行，劲道。二斤全麦粉，昨天用了一斤，先给两个孩子做了两大碗打卤面，“两个孩子吃得大汗淋漓，全忘了姥姥家姓什么。”母亲又说：“这一斤，给你留着，方才打了两张薄饼，卷菜吃。两张，你都吃了吧！”哎呀妈，一张薄饼每张重半斤，我是狼肚子？母亲重新端出两盘菜，我把两张大饼铺开夹入菜肴，卷成鼓鼓的两个圆柱体，切成6段，每人3段，母亲百般不吃，坚持吃她的窝窝头，我发毒誓：这饼，母亲你不吃，女儿我，死活一口不动。母亲无奈，香香地吃下一段，那圆圆的鼓鼓的美味，母亲吃后，是否还记得她的姥姥家在哪？我清楚知道，母亲姥姥家是岫岩关门山王员外府邸。其外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进士。门庭显赫着哪！
一段卷饼，一席美梦，在母亲满足的微笑中渐渐淡去。醒后脑幕上，依稀回映着母亲那健康美丽的脸庞，和蔼可亲的笑容。
三年饥荒，举国上下，降低食粮标准，艰难度日。我母亲把一个十平方米小院辟为菜地，土豆茄子，种啥收啥，就是不种辣椒，那东西，好吃，费饭。开源节流，自力更生。把一个人的小日子打发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让我和弟弟安心在外干革命。母亲的智慧真是一流的超强，爱心也是顶级的恒远。我因为贪恋梦境的甜美，懒于起床，构思了这篇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