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涛
纳博科夫说：一个在特殊年代长大的孩子，上帝会赋予他神奇的记忆。读张瑞的《圣地工人村》，我想也许仅有特殊年代是不够的，还要有特殊地点。在铁西工人村长大的孩子，记忆力真是不同凡响。工人村太有名了，不仅是沈阳工业文化的地标之一，而且和福克纳笔下那片邮票大的土地一样，已经具有了某种文学史的意义。很多作家都写过工人村，从木青的《重工街》、商国华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到“铁西三剑客”的班宇等年轻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写过。可以说，工人村已经符号化了，称得上是铁西工人阶级的故居，沈阳工业文学的原型地。
但同样是写工人村，张瑞这本书还是不一样。首先这是用散文写的，张瑞是用散文爱着这片土地。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工人村在张瑞的叙事中并不只是背景和环境，也是故事讲述者，具有自身的叙事功能，以及象征和隐喻意义。正如书名所昭示的，这是一个“圣地”，既是当年铁西产业工人的老屋、大宅和村落，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安顿处，寄托着几代人的乡愁。甚至，这里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曾几何时，他们就在这里诗意地栖居，带着奖状、自豪和劳动的汗水，让城市更像城市，让大地更像大地。
所以张瑞必须写出这本书，以梦为马，他要写出自己的工人村，以刘亮程写《一个人的村庄》或者史铁生写《我与地坛》那样的姿态和视角，因为这里有他的少年时代的骄傲和向往，青年时代的奉献和担当，中年时代的出走和依恋，可以说，张瑞是他所描述的世界的一部分，以至于当他看到那个世界的破败，仍然魂牵梦绕。就像他在后记中所说的：“风雨七十年，工人村留给沈阳的，也远不应该只是一个背影。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正是还原历史，用故事讲述早已超出一个文化符号的工人村。”
张瑞确实做得很好，他曾经是个诗人，凭借一颗还原历史的初心和感恩回报的赤子之情，他把这本书写到了极致，那就是把已经符号化、意象化的工人村重新具象化、写实化，把背影正过来，让环境本身有了故事，诉说它的前世今生。确实，不管爱意味着什么，真正的爱需要才华。全书四十多个章节，每个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又都是与工人村有关联的场景和故事。所以，与其说这是散文集，我更愿把它看作是一幅散文长卷，是关于铁西区和工人村的《清明上河图》或《南乡旧梦图》。
像连环画卷，又有浮雕感，这是我的突出感受。全书场景众多，人物也众多，其中不少人物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父亲的形象，这是个普通工人，“张大个子”，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和荣誉，但他为了保护工友而因伤致残，后来又几次病危，却总能活过来，为了生存，他自学木工，又自学裁缝，这种不屈不挠、多才多艺的劳动者形象可谓感人至深。还有张瑞的许多同龄人，像他所写的六棵榆树旁的下岗工人群体，表现的也是这样的形象。此外还有许多人物，如母亲的形象，奶奶的形象，大哥二哥的形象，以及保卫处长、金师傅、杨师傅等，这些形象中有铁西工人的“父一代”，也有“子一代”，他们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显赫的身份和事迹，而是普通人的喜乐悲欢、坚韧品质和乐观精神。包括那个“喂鸟的老太太”，她几乎和工人群体没有关系，作为著名鸟类学家的女弟子，50年代的硕士研究生，不幸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残，只是工人村的暂居者和不受欢迎的邻居，但她的故事同样显得意味深长：“喂鸟儿老太太死了，窗外的鸟儿们告诉我的”，作者这样写道。他并不熟悉老太太的身世，然而冰冷的世界却不乏温暖的同情：“当喂鸟儿老太太在雪地上被发现时，她的身上和身旁落了一大群鸟儿，好像是怕老太太被冻着，鸟儿们几乎把老太太覆盖住了。在老太太的身边，一个红塑料袋装的小米撒了一地，洁白的雪地上，红色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像一团火，和金黄色的小米组成了一幅吉祥的年画。”
总之，这是“工业深处的人”，都说工业题材写作最难的是写人，这也是《圣地工人村》的特殊价值所在，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一个个被历史和时代大潮掀翻在地的普通人与失意者扶起来，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赋予他们应有的体面与尊严。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普通人这种同情和理解、扶起和升华，不是凭借虚构和叙事策略来实现的，而是原原本本，用日常生活的视角和深情的回忆来达到的，包括语言，每一句都很实在，是沈阳工人的语言，却又有许多诗意的升华。这显然更不容易，任何接近原色和本色的东西都是更不容易的。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圣地工人村》是工业题材，那么怎样来定位这本书呢？我觉得首先，这是很出色的人生散文，或成长散文，本书荣获辽宁文学奖的散文奖就证明了这一点。成长散文是青春祭，也是编年史，而张瑞的成长历程是中国故事，并有着特殊的铁西味道和工业质感。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沈阳的工业历史、工业文化为叙事背景，以铁西工人村为叙事中心的个人心灵史和成长史，是一部散文形式的、更原色更本色更可信可感的铁西叙事和沈阳叙事。那种亲历感、在场感，以及由此而传达的历史感和精神信息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