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珍志
大姨姐暑期从河南开封到北京出差，忙活完了相应的会议、接洽之后，得闲在王府井大街逛。天热难挨，走进著名的北京工艺美术品商店，她身体摇晃，突犯眩晕，下楼时不小心，一脚踏空，骨碌几个个儿后昏迷不醒，倒在三楼扶梯一侧。这可吓坏了陪她一起逛街的大姐夫，愣怔片刻，才一边拿起手绢为她擦拭额头汗水，一边呼叫不停。商店的其他顾客和售货员围上前来，一同焦急，七嘴八舌连呼“快救人”。大姐夫仿佛这时候才清醒过来，立即俯下身，不容分说，背起妻子，在市民领引下，直奔就近的协和医院，身前身后还簇拥着一些人。这是1990年首都北京的一个炎热中午发生的真实情景。其实，大姐夫的后来讲述更全面，比如有人给大姐扇扇子，有人往大姐的嘴里滴水，还有的人在外围直呼：“快掐人中！”
到了协和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医生们马不停蹄，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血压、体温、抽血、CT检查接二连三，然后电话脑外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此时此刻，静脉注射的药滴已经潺潺地贯通了大姨姐的全身，从医生们的表情来看，危险似乎不大。这是在接到电报以后，我和妻子、内弟连夜乘火车于第二天早晨赶到北京，听完大姐夫口述才知晓的。当时根本顾不上挂号、押金、签字之类，医院一路绿灯，救人要紧。两个小时以后，大姨姐醒了。
到了晚上，诊断结果基本确定：轻微脑震荡，但需要住院观察两天。在一个干净的双人间，虽然房间的空调还属于内置式的，噪声很大，然而，大姐夫靠坐在病床的一角，睡得竟是那样香甜。床上的大姐面色红润，呼吸均匀，轻微的鼾声被空调动静遮蔽。远在河南开封中原制药厂的一对职工，在暑热八月，在首都北京，在协和医院，在生命遭遇危险之际，感受到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情。
事情并没有结束。在观察了两天之后，医生说病人已无大碍，开点药回去吃，可以出院，但不要剧烈活动，最好找个地方再休息两周。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在傍晚时分办理了出院手续。走出协和医院，大姐夫妇俩一步三回头，他们忘不掉协和医院所给予的温暖。我们在医院门前等着，有几辆出租车，似乎没有看见我们的招手；也许是看见了我们，人多还大包小裹，并没有停下。就在我们着急之时，一辆黑色丰田皇冠出租车“唰”的一声，停在了我们身旁，我们瞬间转焦急为欣喜，小心翼翼把大姐扶到后排座。没料想出租司机也下了车，细心指点我们把大姐扶稳坐妥，我们又面临了一次感动。出租车顺利到达招待所，出租费只是起价，十元还找回了点零钱。我们频频向出租司机挥手，表示感谢，我也大概记住了他的样子，四十岁左右，文质彬彬，一副书生面孔。
办理好住宿等相关事宜，我们如释重负，各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几乎是在同时，我们面面相觑，大姐躺在床上很舒服，可她要吃药啊，药呢？包呢？翻了一通，病志、化验单、CT片等，什么也没有找到，还有妻子的一顶凉帽。大姐夫倒是沉得住气，略想了一下，是落在出租车里了。我们又不约而同奔出招待所，着急的面色与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出租车时一样。司机是给了一张发票，可早随手撇了。就在我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辆黑色出租车又“唰”地停在我们面前。就是刚才送我们来这里的出租车啊，我喜出望外。只见那位司机走下车，打开后车门，指着后座说：“是你们落下的吧？快拿走吧，你们肯定急坏了！”我们赶忙取出，东西一件不少。大姐夫赶忙掏出一张50元票，一边感谢，一边说是给你的往返车费。司机连连摆手，抬腿跨进车，并没再多说一句话，一溜烟儿把车开走了。我们怔怔地站着，想说什么，可说什么，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