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蓬云
孙耀庭在《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中提到，一次他伺候溥仪吃饭，吃的是春饼。然后，溥仪问孙耀庭，你们吃的是什么。孙耀庭回话说，有时是窝窝头，有时是高粱米。说到这儿，孙耀庭特别解释：“每顿饭吃的是高粱米，‘满洲国’给起了个新鲜名字叫文化米。”当年东北人的主食是高粱米，为什么改称文化米呢？
东北黑土地，粮食多样，大豆、高粱、麦子、水稻都有，不像西北人喜面，江南人喜米，东北人历来是米面杂食的。可到了伪满洲国溥仪给日本人当奴才的年月，东北的民众就遭灾了。大米白面是军粮，绝对不准中国老百姓吃。中国人如果偶尔卖点、买点、吃点，被发现了就是“经济犯”，轻者毒打，重者没命。中国老百姓只有两样主食：苞米面、高粱米。
秋后收了高粱，原先都是用石碾子碾米，比较粗糙，存留糠麸，做饭时要多淘几次。后来改用电磨机器脱皮儿，米糠皮去掉得干净，米表色由紫红改粉红，口感也渐好。人们认为用机器先进了，是文化进步所至，因此，孙耀庭对溥仪才说是“‘满洲国’起了个新鲜名字叫文化米”。看来这是中国人定的，而不是日本人。但当时“鬼子”规定，中国百姓如果吃了大米则是经济犯，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年日本兵经常挨家挨户查。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妈妈在贴大饼子的锅里加蒸了一盆大米饭，想让我们小孩和爷爷“吃顿好的”改善一下。我们几个小孩围桌子在炕上坐好，妈妈给每人盛上饭，刚吃了没几口，忽然有人用劲儿敲门。我妈赶快把我们小孩的几个饭碗，扣在饭盆里，又把饭盆塞进炕洞里（炕墙子上的洞，是事先就挖好了的）。然后，麻利地给我们每人一块苞米面大饼子，小声说：快咬一口，快咬一口。为啥这样怕？现在人不知道啊，当年要是查你个吃白米饭的经济犯，家里大人没命了，甚至杀了满门老小，还要连带左右邻居受“不举报”之罚。
进来的是两个日本兵和当地警署的一名巡警（也叫片警）。他们进屋不看别的，直奔饭桌，看盆看碗又看锅。巡警成天在小胡同遛，跟大伙都熟，有良心，赶紧上前说：这家子是穷人，让他吃大米，他也买不起，我保证我保证。日本兵不放心，东翻西翻后，指着我们，让我们张开嘴，见我们手里、嘴里都是苞米面大饼子，才挥挥手走人。后来，家里想改善一下吃回大米饭，就得有个人在院门口放哨，屋里人吃完换他进来。家家如此。
高粱米变成“文化米”之后，开始城里多数老百姓是接受的，认为它干净、易煮、省火，而少数城里人和乡下人不接受，认为用机器碾米会沾染机油，米就变味了，仍然到碾坊用石碾子碾米或买米，好处是原味而价低。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两种高粱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多年，到知识青年下乡时，村子里的老人还会用温和又骄傲的口气安慰青年人说：“我们这儿跟城里没啥差的，吃的也是‘文化米’，放心吧。”
“文化米”，现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能有记忆。这不是留恋陈旧，而是记忆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