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缜尔
一个人独处，时光静好，但也难免落寞。我的读写坊来了好几位朋友避暑，他们成了我的七月座上宾。
1968年47岁的夏志清先生，带着他新鲜出炉的《中国古典小说》，吸着纸烟，微笑着寡言。夏志清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视野开阔，眼光独特。现代中国学者习惯上将五四以前的小说称为旧小说、传统小说或者章回小说，而夏著冠以“古典”之称，这就一改前谓“多少都含有贬义”的态度，而且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小说当成中国文学传统上的经典，提升到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高度予以重新定位。不仅揭示出文学中蕴藉的儒释道文化意涵，而且使读者领略到中国文学经典的世界意义，告诉读者，经典也是可以中西合璧的。
相对于夏先生的寡言，陈则光先生则显得更加沉默，大概是因为未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鸿篇巨制留下的缺憾。但是，仅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的“填补空白”意义，就足以盖过其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的声名。中国近代史起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讫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近代文学史即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作者侃侃而言：“随着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化、人民的需要，自文学初变，到文学改良，到文学鼓吹革命，都自然而然地要求文学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从僵化了的古诗文中解放出来。尽管这种解放是有限度的、不彻底的，但是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方法，都有所革新，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了重新估价。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经验，起了先导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的一大进步。”
历史总是依赖一代代人的不断书写，对文学史传的用心灌注，用苦功夫加以延续，到了北大教授陈平原这一代，依然不觉轻松。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是一项浩大工程的起始部分，让读者能够看清现代小说最初的模样。他开宗明义，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说起。因为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但是，辛亥革命后，小说界革命很快衰落，其标志是小说失去了政治思潮的搀扶，走上了直接依赖于市场自然调节之路。此番高论，显然是带着今人的眼光，用的是当代人的思维。这也让读者找到了文学大众化的发端。
时光回溯到1878年，一脸络腮胡子、已经成名的38岁的哈代从遥远的异域，乘着蒸汽火车风尘仆仆而来，怀里揣着刚刚发表的小说《还乡》。《还乡》以英国的一片荒原为背景，叙述了五个青年男女之间恋爱纠葛的故事，描绘了一幅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风情画。笔者被开篇所引的济慈诗所沉迷：“我向‘愁烦’，说了一声再见，本打算，把她远远地撇在后边；但她情谊缠绵，热烈把我爱恋；她对我，情那么重，心那样坚。我很想把她欺骗，和她割断牵连，但是啊！她情那么重，心那样坚。”这是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意向的诗篇，衬托出同为诗人的小说家对人性孤苦的向天之问。“还乡”也意味着乡愁，异域的乡愁带给读者的是同样的共鸣。
与笔者同龄的艾芜，身材高瘦，脸膛黑褐而清癯，似乎还保留着早年漂泊南亚次大陆灼热阳光的印记。他待人温和之极，话语不多偶尔也不失风趣幽默。他带来的作品《百炼成钢》，创作于1958年代，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小说，把时光的镜头拉回到65年前的场景，我完全理解此刻艾芜的心情，正如同笔者的心情一样。过去人们常常说“人过三十三破船下陡滩”，意味着青春年华转瞬即逝，而已过天命之年的艾芜，此时却显得像他的书名一样精神抖擞，读他的书一定会带给人们一种无形的力量。
2023年过世的冯亦同先生是南京人，一位研究和创作中华诗词的饱学之士。在他71岁的时候写了《朱枫传》，无疑为他的声名增添了更为亮丽的色彩。传主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被时代浪潮所席卷，毅然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前在香港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11月接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面对酷刑，她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台北。任何人都是时代中人，每一个时代都注定了那个时代中人的命运，无论是英雄，还是常人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它使英雄壮举留下不同时代的记忆，而常人的生活注定会在沉静的时光中全部抹掉。
笔者奉为七月座上宾的，还有记录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间《万象》，还有由古及今娓娓道来的《蔡志忠漫画》，更有《我永远年轻》的唐文标，以及民国名媛《凌叔华》……为什么要读这些陈年旧书？为什么要作以古鉴今之幽思？是为了澄明现实文化“化人”的路径。化人首先需要化己，在沉静的阅读中涵养精神文化气息，用它来反哺当下的生活。但愿不是臆想，亦不会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