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丽霞
桂林街，从南至北，连通着中山路和市府大路，在沈阳市和平区蜿蜒穿过。它是中山路的一个小支岔，与它平行的西侧，隔着广州街，是愈发宽阔起来的南京街，相比之下，桂林街便愈发地显得窄小了。一百多年前，它可是大马路，像一条从未干涸的溪流，穿长衫的穿短褂的穿和服的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穿西装的，人力车马力车自行车倒骑驴小轿车，随着“溪流”潺湲而过，绵亘不绝。在这条“溪流”的两岸，建筑、树木、人，都曾被轻易地抹去，就像一幅沙画被无形的手倾覆了原貌，只有“河道”恪守着百年前的走向，从未妥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母亲从庄河海边扽到沈阳，在桂林街二段六里一间日式老房子里，度过了我的小学、中学时代。当岁月渐行渐远，远得恍如隔世，我探寻着这里的前世今生，那曾经的过往，像“软泥上的青荇”，在我的心底又重新招摇起来。
从上个世纪初，一直到1945年，这里属于“满铁附属地”。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规划，桂林街，那时叫淀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桂林街两侧都还是日式的两层或三层的红砖尖顶老房子。红砖建筑，无论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在沈阳，都是近代建筑的标志性特征。沈阳自主生产红砖，从近代实业家杜仲远开始。
日本垂涎中国广袤的领土，并不加掩饰地付诸强夺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已大规模地进入了沈阳，把从俄国人手中夺得的沈阳“铁路用地”扩大为几乎与当时沈阳老城区面积相近的“满铁附属地”，并进行了为期近40年的建设。“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把沈阳当成本土。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受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的独立管理，从根本上排除了中国的行政权，强化了日本在附属地内的军事占领，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中国的司法体制。“满铁附属地”以服务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为缘由，进行了大规模的市街规划和建设活动，有留学西洋背景的日本设计师们，把沈阳当成了导入西洋风的试验田。1931年东北沦陷后，日本以“满铁附属地”为基地，继续把规划和建设活动扩展到整个沈阳市区的范围，并第一次形成了覆盖全市规模的“奉天都邑计划”，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日本设计师的规划理念，以欧洲巴洛克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为规划的基本范型：以广场为核心点，以放射式道路加棋盘式街区，并由此形成了城市的道路秩序。在陈伯超、刘思铎等著的《沈阳近代建筑史》里，对此有更详实的描述：“这种模式体现出了沿袭西方城市方格网道路街区的规划特征，但在尺度上却遵循了日本许多城市中所采用的以‘町’为标准的60米×110米的小尺度路网结构，以增加街区临街面，便于商业运作，为日后的经济开发打下了基础。传统日本城市的道路密度较同期世界其他大城市要高，却与当时西方最新的规划思想，特别是与美国纽约的小街区风格的规划类似。这种布局方式也更有利于高效利用城市土地，便于交通的组织疏散和统一铺设管线……附属地安置了大量的公共、民用与居住建筑，居住方式与建筑风格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日本的传统特色，也反映出了对西式文化影响的积极吸纳和结合本地条件的适应性调整。”
“满铁附属地”建设，采用了甚至比当时日本国内更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标准。在上世纪30年代的老地图里，我在“淀町”，即现在的桂林街上，看到有如此多的商户：长谷川境屋、上野屋旅馆、田中商会、三菱、满铁公馆、奉天兴信所、山叶洋行、野田酱油等等，街路两侧，满是商铺、会所、旅馆。这是属于入侵者的繁华和热闹，一方面满足附属地内日本人的生活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日本人来此“拓殖”。
1946年4月，调到《新华日报》当记者的刘白羽，接受了周恩来给予的“把长期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真实情况介绍出去”的任务，和中外记者十几人坐飞机来到沈阳，在《东北战场通讯选》“进入东北”一文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沈阳面积非常之大，除旧城以外，有商埠地有“满铁附属地”，有铁路西的工业区。人口二百多万，可是，日本人占二十七万。到沈阳后，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不进旧城，竟完全像是置身于日本三岛。日本式的建筑，神社——那什么町、什么通的街名，商店招牌上的日文，满街穿木屐的日本人，日本女人在货摊上喊叫着，咖啡店播送着柔软的日本音乐，城里呢？巷子里是黑泥塘，气味薰人，从这两个世界的比较上，就可以看出一幅“殖民地”的缩影，那是多么悲哀。
这还是日本战败之后半年多的情形。彼时的桂林街，想必和刘白羽先生描述的差不多吧。
二
1948年11月2日下午5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发布新华社快讯：“人民解放军于11月2日解放沈阳。”随之，一溜大卡车驶进沈阳城，前面是一辆黑色轿车。陈云率领的部分军管会成员和卫戍部队进城了。车队穿过中街，一直向比邻中山广场的“大和旅馆”（现辽宁宾馆）开去。傍晚，陈云带领军管会主要干部住进了“大和旅馆”。刘白羽告别“村村是战场，处处是战火”的辽西一线，“夜渡巨流河”，再次来到沈阳，他又写下《光明照耀沈阳》。
几天后，陈云及秘书、警卫却搬离了“大和旅馆”（现辽宁宾馆），住进了和平区桂林街89—3号的一座日式小楼里。
搬离当时条件最好的宾馆，来到一座普通银行职员的宿舍楼，是什么原因呢？资料显示，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民主人士分三批涌入沈阳，就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大和旅馆”。
这座日式小楼占地面积195平方米，建筑面积是385平方米。地上2层，砖木结构，上世纪30年代左右竣工。该建筑的一层与二层灰色平瓦坡屋顶，组合在一起，活泼生动。绿色油漆的木质檐口、窗框，凸出的方形大玻璃窗，四周有挑出的水泥窗套，凹凸有致，建筑语言丰富。这是沈阳市内区别于满铁社宅而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日式住宅建筑。
1948年11月3日至1949年5月，陈云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期间在此居住。二层的西部为陈云卧室，东部为秘书余建亭同志卧室；一层为工作人员办公室、会计室、厕所和厨房等。现在，这座尖顶、灰瓦、木梁的日式小楼，隐身于一片方正的普通居民楼群里，2005年彻底修缮一新，辟为“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常年作为“陈云同志在辽宁”纪念展地。
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怎么接收，在党的工作中没有先例。陈云所面临的难题，也是此前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遇见过的。能否将沈阳这样一座大城市接收好，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份试卷。为此，陈云制定了接收原则：“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1948年11月28日，陈云在桂林街的“故居”，写下接收沈阳的经验。它回答了全国人民怀疑、观望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能打仗，可是会管理大城市吗？陈云在工作中总结了接收沈阳的五点具体方法：一是要恢复电力供应；二是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三是原伪警察必须收缴枪支；四是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五是妥善解决工资问题。中央看了以后，批转东北局认为沈阳经验甚好，已批转各中央局各前委阅读。毛泽东看了这个经验之后，用“甚好，甚慰”来肯定沈阳经验。
这座日式房子是幸运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成了这座城市改天换地的大脑和心脏，并在这里开拓性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接收的经验总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中用以管理城市的纲领性文件。这座原本在“满铁附属地”不起眼的小楼，也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在上世纪90年代的动迁潮里得以保留、修缮。
《陈云传》里，还记录了一个发生在这幢小楼里的一个小故事。工作人员看到陈云住的地方只有一张小铁床，床上只铺了一个草垫，又硬又凉，而且11月的沈阳已经开始下雪，天气寒冷，于是，便擅自从辽宁宾馆的床上拆下一个沙发垫，铺到陈云床上。陈云发现后，立即严厉地说：“我下的命令，自己不执行，叫谁执行？我20多年的党龄了，怎么能带这样的头儿呢？今后不要这样了，快拿回去吧。”1949年1月，陈云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沈阳工人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1949年4月，陈云的第三个女儿在沈阳出生。
三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桂林街这里基本保持着日据时期的建筑样貌。
十几岁的我，就住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二段六里，一座日式房子一间向北的小屋里。这是日式的两层红砖房子，有两个连在一起的门洞，南临现在的北六马路，彼时的“北六通”。从《沈阳日式住宅等级》中看，或许是我家这栋房子是当时南满株式会社的乙级住宅。它东侧的“立川署长官舍”应该是特甲级住宅。因为“满铁”是根据职员的职位和收入确定住宅等级和类别，甲、乙、丙、丁。这几种类型的房子，虽面积大小和房间数量有所差别，但都是由玄关、客厅、餐厅、卧室、卫生间、仆人用房等基本房间组成的。由于气候寒冷，住宅平面紧凑集中，南向房间进深大，开窗大，北向进深小，开窗也小，多为圆形或其他几何形小窗。
上世纪80年代，这里一共住了6户人家。我家住在东面的门洞右手的一间，楼上是两家，楼下是两家。另一个门洞，只住了两户人家。我家在一个向北的小屋。看当时的建筑图纸，我曾经的家应该是这座小楼的门房或是储藏间的位置。它挨着大门，小而暗，一个向北的窗子，被挡住了三分之二，每家人回来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直到1991年动迁，我才知道它的确切大小，6.8平方米。它不可思议地容纳了一家四口人，偶尔，还会接待远方来的客人，实在住不下就到别人家借宿。上世纪70、80年代，到邻居家借宿，似乎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
我家北面，到下一栋日式住宅之间，像雨后长满了蘑菇的草地，高高矮矮地挤满了各家自己盖的小平房，彼此挤靠在一起，红砖青砖交错，黑色油毡纸覆顶，通向每一家的路，便愈发地逼仄了。每家的内部空间都不一样，它表现着对公共空间占有的极限试探，也克制着个人欲望的无限滋长。当地面再也无法容纳欲望滋生的时候，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空中。把西边的老方家，屋里就有一个很宽的吊柜，他家的半大小子，每天晚上都要踩着一个窄梯子，到吊柜里睡觉，并在吊柜里娶了新媳妇。
南北两趟日式老房子，就这样被后来长出来的房子合围并填充粘连成了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有两个公共空间，一个是负责接纳的厕所，一个是主管清洗的水龙头。因此，这个小院子的夏天，总是弥散着一股让人窘迫的异味，这个小院子的冬天，水龙头的滴答声，一直都在，否则水管就会冻裂。
桂林街和中山路的交界处，是彼时的“山叶洋行”，现在这一带统称“欧风一条街”。靠东边的一幢，上面还有一个绿色洋葱头状的塔楼，就是彼时的“山叶洋行”，上世纪80年代，它叫东沈合社。至于为啥叫东沈合社，一直令人困惑。东沈，东部沈阳？东方红沈阳？合社，合作社？和谁合作，和小馋虫？作家刘齐的疑问，也曾经同样困扰过我。就暂且理解为综合供销社或者综合商店吧。
东沈合社，东面开侧门，从卖雪花膏的柜台开始，中间经过卖酱油醋的、卖面包的、卖香肠卖肉的、卖鱼的，一直到西门卖水果的结束。东沈合社，装满了十几岁的我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也装满了上世纪70、80年代附近居民的日常所需。
受母亲的指派，12岁的我常来这里买各种东西。有时，我是拎着瓶子来的，瓶子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都有不同的用处，有装酱油的，有装醋的，有装雪花膏的。东沈合社里，有个卖鱼的，人们背后都喊他大老李。他戴黑框眼镜，拎着一个长把铁钩子，像一个君王一样，站在水磨石浅槽案板的后面。他的“王国”的热闹程度，完全取决于水磨石浅槽里鱼的多少、种类的稀缺和品质的新鲜与否。在他的柜台前，买鱼的人有时蜿蜒成行，拥挤成团，有时光影相吊，空无一人。没有人的时候，大老李也不闲着，在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条鱼的柜台里，他像动物园里焦急等待投食的老虎，循着不可更改的路径，来回走动着。
几十年的时光像翻了几页书，东沈合社的兴旺再也不见了。这趟临街的商铺，如一条日渐干涸的河流，那曾经汹涌的潮水，已四散奔去，只剩下裸露的河床，枯瘦，衰败。有一段时间，它差点在动迁大潮里被扒掉，在文物保护者的努力和市民的建议下，这一趟洋房得以保留和整修。门前，多了几个铜铸的人物，有的拉着提琴，有的低头沉思，还有两个飞奔相拥的塑像，一直辛苦地张着双臂。疫情期间，这些铜铸的人像，也被路人戏谑地戴上了口罩。在无差别防疫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我偶尔会来这里，随便进一个小店，挑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一会儿。我是在马家烧麦又看到大老李的。一定是他，几十年的时光，像一阵浮皮潦草的风，轻易地放过了大老李，还是那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一身藏蓝衣裤，腰板笔直。在原本是东沈合社的东门的位置，他微微仰起头，几十年前的黑框眼镜对着陌生的招牌。我看不清他眼镜后面的眼神，但他雕塑一样的姿态，微蹙的眉头，宣告了他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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