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举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深受皇帝赏识和同僚敬仰的大臣，此人就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外甥、人称“昆山三徐”（其兄乾学、其弟秉义）之一的徐元文。
徐元文（1634-1691年），字公肃，江苏昆山人，“少沉潜好学”，并力求明理致用。顺治十六年中进士第一，顺治帝于乾清门召见，回宫后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遂“赐冠带、蟒服，授翰林院修撰。”徐元文在朝为官三十余年，以敢于提不同意见著称，史称“遇事敢言，不肯唯阿”“与同官相接甚和，而遇事辄力争无所避”。有些事关重大，“人多不敢言”者，元文“独持之强”。他曾蒙冤受到降级处分，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挫折，他仍然不改一贯的作风，不肯曲意逢迎上意谋求进步。
康熙十三年，因“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清政府下令开捐纳例，即允许富家大户用钱来买官。捐例初开，徐元文即看到了其中之弊端，遂立即上疏，力陈其不可原因有四：一是养士育才不应偏重门第和社会地位，而捐纳必然造成官吏冗滥，使“不俊不秀之人并得俊秀之号”；二是编制内官员的升迁都经过考核，而捐纳者靠的是金钱，如此势必“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情之气”；三是官品一旦混杂，则考核无以实行，必然使“士风益薄”；四是广行捐纳，必然造成一些人“招摇闾里”，有损于朝廷的威誉。康熙皇帝头脑清醒，他看到徐元文的奏章后，觉得话虽然说得重一点，但还是很在理。最后决定，捐纳之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康熙十八年，康熙皇帝欲差满洲三品以上大臣巡按各省。当时，朝廷上下许多人觉得不妥，因为满洲官员地位特殊，他们到各地后，如有不法，无人敢问敢管。然而，凡涉及满洲及八旗之事，时人多不敢言，躲之唯恐不及。对这样得罪权贵们之事，只有徐元文在廷议时“独力争不可”。康熙皇帝没想到自己的主意竟有人反对，不高兴地说：“明时故有御史巡按旧例，今何为独不可耶？”徐元文分辩说：“明时虽有巡按，然御史秩卑，虽许其参劾督抚，然巡按果有不职，督抚亦得参劾，相维相制，故无大害。今三品以上大员与督抚爵秩相等，又有满汉亲疏之见为之先入，督抚岂敢贸然弹劾？倘有贪婪之人恣行无忌，则百姓之受害，将靡穷矣？”康熙皇帝听罢，勃然变色道：“然则朕所差者，竟无一端人乎？”徐元文顿首答道：“皇上简任时，自必妙极一时之选，然百密中，难保竟无一疏。且人情往往见利忘义，从前昕夕在上前，且未有地方尺寸柄，虽庸人亦能勉敦行检，一旦衔命出使，移气移体，非真有操守者，固不能始终如一。况所差数十人中，岂能人人皆有操守？使有一人，则一省已受害矣。”徐元文入情入理的分析回答，使在场的大臣们“皆震慑失次”，然而他却神色自如，“侃侃如平时”。康熙皇帝听后沉思良久，终于纳谏从善，放弃原议。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皇帝极为高兴，众大臣纷纷上表“称颂功德”，并劝其登封泰山，康熙皇帝也有此意。此时，又是徐元文独持异议。他认为，国家“景运方新”，当务之急是乘此武定功成之时，“振纪纲以崇大体，核名实以课吏材，崇清议以定国是，励廉耻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图治本，抑营兢以儆官邪，敦节俭以厚风俗，正名分以绝奸萌”。为了使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应尽快恢复“国家之元气”，徐元文希望皇帝不要作登封泰山之类的无益之举。同僚看了徐元文的奏章，劝其不要上此奏疏，徐元文不听，毅然上奏。由于康熙皇帝深知元文其人，“不以为忤”，而且听取他的建议，取消了登封泰山之典。
徐元文“遇事敢言”，受到了康熙皇帝信任和赏识，同时也得到了世人的好评。后人认为“昆山三徐”中以“风节操持”论当首数徐元文。可以说，这是对徐元文为官三十年一直坚持“遇事敢言”的好作风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