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国卿
早年读《诗经》，读唐诗，读《红楼梦》，读纳兰词，读周作人散文，总能遇上一种很诗意的植物“红蓼”。它连缀着乡村与城市，从市井俗话到经史子集，连缀成一道摇曳多姿的自然与人文风景，总是让我期待，让我想象。
我期待的带有书卷气的红蓼以前总以为只在南方，后来才发现，红蓼不独江南所有，华夏大地除了西藏以外，到处都在生长。它就在我们身边，尤其在沈阳浑河和蒲河两岸，时见红蓼，一丛接着一丛，一片连着一片，每每行走浑、蒲岸边，都让我格外属意。其亭亭玉立的临水娇影，扶疏摇曳的粉红花朵，大俗大雅的称呼名号，随遇而安的低调生长，都让我喜欢，让我亲近。
在沈阳，蓼花最多的地方是城北那条自东向西迤逦穿城而过的蒲河。蒲河是一条充满野趣的河流，河中多蒲草与芦苇，岸边多蓼花。立春之后，汲取天地精气的蓼花即泛青芽，萌绿叶，一个劲儿地往上蹿着。未及入夏，就率先吐出串串嫩绿的花骨朵，然后粉红色的小花开始绽放，越开越旺，深深浅浅，呼啦啦地一路从暮春摇曳生姿到晚秋，直到天地飞霜、芦花飘雪的霜降时节，还能开得热热闹闹，花期近大半年。它不择环境，不竞娇媚，无涉冶艳，与国色天香更搭不上边，却本色天然，有如小家碧玉，又似邻家女孩，自呈遗世芳华，为蒲河两岸增添了一道最为动人的风致。每届此时，河中的芦苇，荻花白如飘雪；蒲草拥着赭石色的蒲棒，一支支犹如待点燃的蜡烛。在这样众卉寂寥之时，幽约朦胧如浅绛画般的背景上，依然盛开的是岸边一丛丛或浅粉或深红的红蓼花。它们在青里透红、如竹节形的茎干上，在细长如竹叶般的叶丫间，抽出一串串或小谷穗或罗汉草一样的长穗，以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极小花朵，簇成片片的娟秀与灿烂。在尽显自己凌霜而益愈红艳的同时，也更衬托出水中荻花和蒲棒的寂阑与萧疏。
然而，这种从早春到晚秋最常见最惹眼的红蓼花，却不为大多数人所识。注意此花者也多称其俗名“狗尾巴花”，其名虽形象，却多少有负此花的声名。
其实，在中国，红蓼的名气很大。别名除了狗尾巴花、狼尾巴花之外，尚有水红花子、东方蓼、大蓼子、天蓼等，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以其竹节般的枝干和疏朗葳蕤的柔枝细叶，点点丛丛地聚散在村边溪头、田间埂上和房前屋后。它生长迅速，有的甚至能长到两三米高。我曾在蒲河岸边一民宿院外见到数株红蓼，高及房顶，至少有三四米，茎粗枝繁，叶茂花密，本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看上去却如小树一般，花叶遮窗，清荫匝地，许多游人竞相在其下拍照，戏称“狗尾巴树下”。
“狗尾巴树下”的现代人知道红蓼的不多，但在古代，红蓼绝对是十分时髦的词汇。因此深得历代文人喜欢，既入得诗文，又进得书画。
红蓼作为诗中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一诗中，称其为游龙：“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东汉郑玄《毛诗笺》说它“枝叶之放纳也”，意即红蓼的枝和红色花序在水边随风摇曳，有如红色游龙。所以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就说“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此后，红蓼成为古诗中最常见的一种意象，可说是俯拾皆是，随意搜求，都会得到盈箧佳句。如唐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中的所见：“犹念悲秋更分赐，夹溪红蓼映风蒲。”是罗业《雁》诗中的所思：“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是宋人陆游《蓼花》中的特写：“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是张孝祥《浣溪沙》里的一瞥：“红蓼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更是清人纳兰性德《梦江南》中的所忆：“江南好，怀古意谁传。燕子矶头红蓼月，乌衣巷口绿扬烟。风景忆当年。”平常的红蓼花，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总是摇动着最惹人情思的风景。
红蓼花在古典小说中也经常出现，如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写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渔翁张稍和樵夫李定酒后对诗，其中《西江月》里就吟道：“红蓼花繁映月，黄芦叶乱摇风。”借红蓼描绘出了一幅清幽辽阔和极富动感的优美画面。再如《红楼梦》第十七回，写元妃省亲游大观园，“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蓼汀花溆’四字。”第七十九回，迎春远嫁后宝玉十分惆怅，天天到迎春住过的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屏帐翛然”“那岸上的蓼花苇叶，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吟出《紫菱洲歌》，其中有句：“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在这里，蓼花与菱叶一样，寄寓了一种凄清落寞之情。
蓼花入画，早在宋代就有赵佶的《红蓼白鹅图》和徐崇矩的《红蓼水禽图》，之后画蓼花者代不乏人。2000年，我第一次去台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有幸见到赵佶的《红蓼白鹅图》轴。画面上一只肥硕的白鹅静卧岸边红蓼花下，引颈回眸间又安闲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红蓼枝叶瘦削，翻折得势；花穗披离细长，略微下垂，一派微风拂过的初秋景象。轻柔温婉色彩中的白鹅与圆转劲健笔调下的蓼花，形成和谐浑融的审美画面。这样的情景，让我似曾相识，多像故乡辽西山村中里的常见小景，又如沈阳浑河、蒲河的蓼花水岸。世间常景进入皇帝的丹青笔下，自然就成为绝世孤品。而我们身边的蓼花，因为普通，因为常见却忽略了它，稍有注意，也只觉其不过就是狗尾巴花一丛。平常者之局限，于此可见。所以我总说：别拿狗尾巴不当花。
类似之事，还如我们今天读苏轼那首很有名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大多数人最注意和喜欢的是词中最后一句，但往往忽略了铺垫“清欢”的春盘春蔬，即使注意了，也多是“蒿笋”而非“蓼茸”，即红蓼的嫩芽。
红蓼嫩芽作为野蔬是可以如蒲公英、荠荠菜一样食用的。记得1960年大饥荒时，我才几岁，家中缺粮，奶奶每天外出挖野菜，其中就有春天的蓼茸，当地人称作“狗尾巴芽”。开水焯后蘸酱吃，略有辛味，还有清香。后来年景好了，家里每有鱼吃时，还会在鱼肚子里塞上几片红蓼叶，蒸出的鱼没有腥味，又很鲜美。所以我能体会到苏轼的“清欢”，因为知道他春盘里“蓼茸”的滋味。
读宋诗会发现，在宋代不只苏轼，许多诗人的春盘中都有红蓼，如司马光有“玉盘翠苣映红蓼”，赵湘有“紫兰红蓼簇香盘”，韩维有“紫兰红蓼簇春盘”，姚潼翔有“春盘次第蓼芽香”，足见红蓼是宋人春天里最喜食和最时尚的一种野蔬。
其实，红蓼可食，远在秦汉之前就有记载，《礼记》说春秋时期人们烹制鸡豚鱼鳖都要“实蓼”，即是将蓼叶填塞于肉中，还特别指出：“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到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明确说：“古人种蓼为蔬，收子入药。”有辛苦之味可为佐料的蓼叶又是一种虫子的美食，每天吃着蓼叶，也吃着他附丽于文学史上的千古之名，古人谓之“食蓼虫”，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典故，常在诗文中见到。又有成语“蓼虫忘辛”，比喻人各有秉性，为了所好而不辞辛苦。文学中人、读书人某种程度上讲似乎就是一只“食蓼虫”，苦而快乐着。
写作此文之时，恰逢沈阳清明时节。于是我寻了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再一次行走蒲河水岸，采摘了一大包红蓼芽。归来沸水焯过，加入盐和鸡精，点少许香油。儿时之味，油然而回，虽略带苦辛，但野蔬之清香不输时尚的刺嫩芽或是荠荠菜。春盘蓼茸，颇得清欢，遂成浮生自得之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