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第四届（2023）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学术论坛暨首届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论坛在沈阳召开。此次论坛由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合作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为加快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打造东北振兴重要增长极提供智力支持。本版摘编与会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推动沈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宁越敏
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通常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核心、以1小时车程距离为半径，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跨区域城市空间组织。我国城区人口500万及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数量达20个，以这些大都市为核心建设都市圈（全球城市-区域）的条件已经成熟。
沈阳是沈阳都市圈的核心城市，把沈阳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是沈阳都市圈建设的关键。沈阳历史悠久，工业发达，上世纪80年代初就被评为国家15个中心城市之一。但由于历史包袱较重，2000年后，沈阳市的经济总量逐步下降，2022年沈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城市中仅排在第31位。因此，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要务是要花大力气集聚先进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尽快赶上排位在前的其他省会城市。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互联网快速渗透到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业已形成跨越传统一二三次产业分类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沈阳市经济之所以落后于国内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很大原因就是没有赶上近三十多年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特别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规模都很小。因此，当前沈阳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建成为辐射东北亚的国际数字经济枢纽。
为此，一是促进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推进绿色食品、能源、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形成服务东北地区的数字技术赋能体系；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
二是加快大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运用绿色低碳技术建设依托地域特色发展的新型大数据中心，服务本省、辐射东北亚市场，形成一批典型示范场景和应用；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加快以基础软件、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等为重点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集聚规模发展；支持发展数字金融和绿色金融，依托沈阳打造专业性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三是推动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发展：打造跨境电商生态圈，创建一批优质本土跨境电商企业，培育若干跨境电子产业集群；加强与东北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对接合作，打造跨境数字贸易联动增长带；建设数字贸易高能级平台，加快建设邻国智慧海外仓，畅通铁路、公路、海运、航空联运式跨境智慧物流通道，打造智慧供应链运营网络。
拓展“城市更新”内涵
促进都市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 张晖明
沈阳国家级都市圈的概念，其背后是与国家发展阶段变化有关系的。新世纪之后，尤其是在2005年前后，中央推进整个社会进步的改革政策方面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区域推进”。现在区域推进的概念更多转换到要以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推进，这是中国新阶段推进发展政策的一种政策重心的改变，也是呼应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概念，借助城市的地域空间平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所以沈阳在获得批复进入国家级都市圈，实际上对沈阳地方经济，对沈阳都市圈，对辽宁地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概念资产，这就需要我们把概念资产弄明白。
沈阳作为国家级都市圈这个概念确立的话，我们就跻身于国家队，我们就需要思考作为国家队的资格和国家赋予的使命我能担当什么。我们是老工业基地，这些年老工业基地有一定程度的转型，我们的转型到什么程度，在新发展格局下转型还能做什么，千万不能把手中拥有的各类存量资源放在一边。尤其考虑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对发展要有全方位的盘点，其次要做很多比较，无论从产业类别、所占份额，无论是原有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无论是这类产业的创业团队来源和这类产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落地都需要盘点。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都市圈，对政策区域形成新的定位和充分条件，就是怎样针对我们的发展，我们国家级都市圈，有什么样区域发展的特色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区域一体化我们今天能做的事首先是对自然资源的物理条件因素的一体化，比如交通体系、水系、环境生态保护、能源电力。经济社会因素的一体化，简单归纳大概是十个方面，首先是产业体系，产业能力是基础支撑，包括产业园区、产业存量效率、产业成长发展规划与新增投资决策视野调整等。第二个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资源存量，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对产业集群的理解已经从过去的规模生产到后来的规模销售，到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规模科研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存量科研能力基础上顺应经济规律去协调组织存量科研资源的规模成长和专业化分工。第三是金融服务，银行、保险、基金、证券，因为中央对地方的信贷管理仍然是有区域性管控的，所以这个就要区域协调。第四是跨区域专项资金的使用覆盖问题。第五就是所谓营商环境，资本、劳动力、专业技术无障碍流动，工商行政秩序、产业准入、竞争政策、法治秩序和政府施政透明度等。第六，区域内部的“次区域”合作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独立的城市，城市内部就有区域分工问题。第七，生态环境问题。第八，社会公共建设问题、运营和民生保障的跨区域共享和结算便利。第九，社会治理的合作问题。第十，社会征信体系的共建和数据库建设共享。
新发展格局下国内都市圈建设的经验
及对沈阳都市圈建设的启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辛格
发展都市圈有三点比较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都市圈是包括城市群，发挥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第二点就是为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三点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都市圈发展还要往内看、往下看，就是要促进高质量城镇化，通过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最终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当前，沈阳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人口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通过都市圈的发展和建设可以给东北地区发展打造一个抓手，给东北地区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权威机构发布的都市圈排名，我们不难发现其有四大特色。第一，都市圈发展指数排名前十的都市圈中，核心城市的产业集中度都比较靠后。这说明都市圈整体发展得越好，内部各城市的产业分布就越均衡、越不集中。周边城市承接了核心城市的产业外溢，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上下游布局。第二，人口经济活力在数字经济时代要同时关注实体和线上。第三，产业集群创新依赖于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第四，区域协同不仅反映了都市圈内成员的联系紧密程度，还反映它们之间联系均衡程度。物流通达、城际企业关联和跨城流动都重要，分别反映了物、人、资本的联系。
对比分析上海、南京、成都、福州和长株潭都市圈，不难发现，其一，每个都市圈都有自己的特质，可以部分模仿但不可完全复制；第二，强中心城市引导的同质产业发展的改进方式可以通过两三个都市圈部分成功经验的组合检验；第三，宏观看，每个强大的都市圈都是其所在的城市群的强大“内核”，微观看，都市圈以同城化为方向，推动圈内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综合国内都市圈的成功经验，对沈阳现代化都市圈硬件与软件建设有七点启示：
第一，建立完善的跨区域统筹协调管理机制，完善的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推进机制是都市圈规划、建设和监督的关键保障。第二，形成集约型都市圈发展路径。利用TOD模式（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将已有轨道交通延伸，并对交通沿线进行高密度开发可以有效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增长，形成集约型发展模式。第三，产业多样化与产业协同发展。应注重产业多样化发展，高度专业化不利于分散经济风险，应对全球性挑战。在产业协同设计上，可采取“研发内设、制造外设”的方式，使科研、技术援助和高端制造业等先进产业逐渐成为主要的产业构成——新型技术研发重点场所基本上位于都市圈的中心区域，重化工业布局在次核心城市。第四，广泛吸收人才资源并留住人才。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从“产-城-人”转到“人-城-产”。第五，完善区域内部的同城化机制。沈阳应主动加强与周边城市对接，打破行政壁垒，实现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系统对接，打造高效便捷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形成圈内城市功能互补、服务共享的发展格局。第六，促进公众在都市圈发展中的参与。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到“协同治理”，转变公众行为从“诉求表达”到“深度参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动员居民参与机制，促进都市治理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构建。第七，强化都市圈建设重大事项的督导落实。领导小组应从日常督促检查、阶段性督导到年度考评对都市圈建设重大事项进行全过程监督。
都市圈发展除了需要加强圈内产业协作，健全分工体系外，更要重视非经济联系，把人才引进来、留得住。因此，不仅需要优厚的人才政策，更要注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的一体化发展。
大湾区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演进及思考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陈洋
从全球区域、都市圈的规划视角观察都市圈的规划情况，大概有两种规律相对占据主导。一个是外溢型，比如像早期的伦敦、东京，是因为过度的集聚，通过主动外溢把人口输送到外围区域。另外一种是京阪地区，京都和大阪相互之间距离50公里左右，这两个城市有非常不同的特质，京都是历史名城，大阪是港口城市，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组合关系，共同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一种都市圈的组合方式，或者说更像是城市群的组合方式。
当然具体到广东，大湾区很明显就是香港所驱动的整个广东的工业化。广东的经济我们一直讲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大进大出就是原材料、零配件都是外面来的，到了广东一下船恨不得马上就上生产线，做一些比较低端的加工和组装，组装以后形成成品立即上船运输到全球市场，这些货很多都不卖到内地，所以就是“大进大出”，所有的工业区全部集中在港口，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也是成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香港在这里充当超级联络人的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早期是广州、佛山，后面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崛起，香港是跟伦敦、新加坡、东京连接的，到了八九十年代形成了省港时代，省就是省城广州，港就是香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店就指的香港，厂就指深圳、东莞，其实“前店后厂”全部是对外的，跟内地的连接不是那么强，这是广东发展的特点。
所以说广东有几个力量在促进它成长，第一个是全球化的力量，我们看FDI和GDP是高度吻合在一起的，第二个力量就是要素的力量，广东的发展里面除了外部的全球化输入以后，还有最便宜的土地、最便宜的劳动力——全中国的农民工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多会聚到广东。发展乡镇企业是因为我们看到乡镇的土地在早期比城市的国有土地有非常大的优势，城市国有土地很多制度不放开，而乡村土地非常灵活。很多老板直接就圈地建厂，这在早期带来了很大灵活性的发展，但是在今天看有很多问题出现，很多厂房破败需要改造的时候，发现是证照不全的，如果要改造厂房就得补齐手续，或者直接复耕，当年就是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让广东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国土空间规划很多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后话，但是当时带来大量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催生了企业的发展，所以这地方形成了村集体供地，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村民提供生活服务这样一个增长联盟。大家都说广东的农民不种粮食，“种”房子，就是把宅基地拿来盖房子往外出租，这就变成了非常复杂的一种景观，有村庄、农田、交通枢纽、房地产。
由此，我们观察到珠三角崛起的四个主要力量：以外资为引领的全球化力量、以低成本土地和劳动力为支撑的要素力量、以城市土地经营撬动本地增值循环为核心的资本力量，以及为维持本地增值循环而实施市域城乡合治的城市制度力量。这些力量在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过度依赖“外生力量”也导致了城市间的竞争远大于合作的局面，互补协同的城市群构想也往往在现实中沦为各自为战的“一群城市”。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传统的“大进大出”模式走向终结，我国则选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使得传统的城市增长和产业发展逻辑发生了转向，粤港澳大湾区开始从过去的被动承接地转变为主动策源地，一方面要加强自主创新以构建内循环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东南亚的供应链组织联系以稳固外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以门户城市、临港工业、边界地区等为代表的传统地方空间也将呈现新的演化趋势，促使大湾区形成全新的区域格局。由于要素的重新定价和资源在超越市域的尺度上重新配置，使得传统局限于市域范围内的本地增值循环难以为继，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开始在企业所构筑的价值链网络中重新调整，这正是城市区域形态由城市群向都市圈转型的底层逻辑。
因此，都市圈不仅仅是规划的导向，更是治理的挑战，都市圈的发展必须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内生发展动力，构建起核心城市与周边的互补关系，其治理要面向企业的创新提供服务支持，并且要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以实现跨城的财政平衡与管治协调。
区域协调发展
与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辽宁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姚树洁
我抛出12个字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一个是内生增长，这个是我2013年提出来的，跟现在的“双循环”不谋而合。就是在维持比较高的开放度前提下，通过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通过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去努力创造一个不受外部恶劣条件所干扰的内部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
第二个是马阵跨阱。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已经或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城市，这个我把它叫作快马；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这个我称为慢马。先过陷阱的“骏马”，可以拉动还没有过陷阱的“骏马”，只要有过半的“骏马”跳过去，并且继续奔跑，所有“骏马”跨越陷阱，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
第三个是板链拉动。城市集群就是板，高铁、高速公路、航空和互联网+是链，这些板和链已经构成了“田”字形的结构，已经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在连通“一带一路”，这是增加对外发展空间，促进生产要素、信息技术的快速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强力促进发达板块和落后板块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些板块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要素技术的流通实现趋同。
所以我们必须稳字当头，以前我们是快字当头，因为我们落后必须快。现在我们必须要稳，做到“六稳”“六保”，还要趋同，缩小区域、城乡差别，挖掘内生潜力，推动城市化实现持续发展和质量的提升。另外不要忘了乡村振兴，我们一定要在公共服务领域里下足功夫，补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短板，打破户籍制度和区域隔阂，通过技术创新加快智能化、数据化、现代化发展。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地铁等。
东北地区这个地方本来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中心和能源中心，我们又在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期间经过深度的产业调整，叠加之下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非常满足我们当时调整的意图。落后并不怕，怕在你不知道因为什么落后，怕你不知道落后了该怎么办。今年我们看到辽宁也好，沈阳也好，GDP增长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走出一个微笑曲线，我希望辽宁振兴新突破这三年能够使这个微笑曲线在右边顺利地划过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个人的发展、企业的发展没有一帆风顺的，没有直线上升的，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包括原来以重工业、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地方经济体。所以一个经济体发展碰到困难不要气馁，要客观看待，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完美的。
我们就要找到问题，第一个问题从地理空间布局来讲要形成拳头，以12字发展方针布局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及其在东北城市群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不能孤立地看沈阳，应该系统地看沈阳，不能孤立地看东北，应该以全国一盘棋看东北，这样我们就能豁然开朗，就能做到事半功倍。
首先我们要明确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萎缩和人口老龄化，这个从第六次和第七次普查里面可以看到，但是沈阳和大连的人口还是在提高的，其他地方的人口要不就是进关内了，要不就是到两大副省级城市了。但是一个地方人口的移动长期来讲也不见得是绝对的坏事，人口减少了说明剩下人的资源多了，至少人均土地增加了，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剩下的这些人用好、养好。人口老龄化没有办法，因为年轻人往外跑，剩下的就是老年人了。人不怕老，怕你没有活力，怕你的脑子不好用。所以我讲“银发经济”，东北可以在“银发经济”上发力，变“拖累”为动力。
我提出沈大长哈城市群，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四个都是副省级城市，而且距离都不远，用现在的高铁、高速公路交通当天直达四个城市没有问题，这个要好好利用，使得他们形成合力。沈阳要做强做大自己才能当老大哥，做大做强了自己才能变好变强，你变强了才能拉动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搞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不能自己关起门来搞，要拉动别人一起做大做强。
讲到布局，千万不要把沈阳和大连孤立起来，我们一定在辽宁的大地上，在四千万人的地方打造两个两千万人的大城市集群，两个一万亿元人民币的沈阳圈、大连圈，连成沈大走廊，旁边都是副中心，到长春，到哈尔滨，把整个东北地区拉动。
我们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在里面。我们现在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还要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从非均衡向协调发展的布局是正确的，以质量优先替代速度优先是正确的，东北的挑战是严重的，但是东北的发展也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能直线发展，跌宕起伏非常正常，关键是要有定力。所以要有计划分步骤，稳扎稳打，利用新技术革命深化改革，促进沈阳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促进东北城市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