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三大以国家为信念的英雄精神谱系深植于沈阳的城市肌体中和沈阳人民的心中，凝聚了无数沈阳城市英雄的丰碑，浓缩了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集体记忆、情感共振与精神支撑。为此，本报推出“城记英雄｜庆祝建党102周年特别报道”，以弘扬三大精神谱系为轴线，以“六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为内容，以事件发生地遗址遗存为线索，今昔关联、铺陈叙事、游记行文，以城记英雄。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沈阳一块繁华的地段，隐藏着一叶承载着诸多大事、迎送过众多爱国志士的扁舟——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旧址。
近日，我们来到朝阳街151-1号。
眼前这座典雅含蓄的楼房，每一块斑驳的青砖、每一方明净的窗户，都散发着一种阅尽沧桑、波澜不惊的气息。缓缓步入雕花的大门，耳畔猛然静了下来。来自历史的风霜凝结于楼体之上，仿佛正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们，默默地沉淀着、回忆着什么。
驻足这里，不禁缅想1925年，曾有多少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从这一天一地之中寻觅真理的痕迹。
这一年，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阎宝航30岁、苏子元21岁，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当老师的吴竹村28岁，已有银行家身份的巩天民25岁，当过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的李耀奎22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却英年早逝的高子升20岁，沈阳地区首位女共产党员张光奇才17岁……他们或者在这里工作，或者在这里集会，或者在这里学习。一时间，青年会里“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云集了许多青年精英和思想活跃人士。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座城市正在酝酿着一场石破天惊的巨变。
1925年的沈阳，来了两位在中共沈阳党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为沈阳青年们带来了新的气象。他们是27岁的任国桢和刚20岁的吴晓天，他们受李大钊派遣，肩负了在沈阳发展党、团组织的使命。其实，在任、吴二人来到沈阳前，青年会便已响起探讨“问题与主义”的声音、宣讲《共产党宣言》后的惊叹。在这栋还保持原貌的四层小楼里，我仿佛听到了叠踏的脚步声、兴奋的大笑声、清朗的讨论声和相知恨晚的击掌声，似与十多年前那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铿锵应和，在梁间萦绕不去。自1922年起，在青年会任干事的阎宝航等爱国青年先后组织了“星期三会”“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等进步组织，聚集了高子升、苏子元等进步青年。1924年1月，朝鲜族共产党员、画家韩乐然来到沈阳，暂寄在青年会里。同年暑期过后，苏子元又将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文学研究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刊物，每个星期日在青年会聚会，漫谈读书心得、感想及个人创作的体会，介绍或者朗诵一些新体诗歌。有高子升、吴竹村、巩天民、苏子元、郭纲、何松亭等人参加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也成立了。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些进步青年成为沈阳最早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
任国桢在这年春天来沈，住在大南门内南纸店。
据巩天民生前回忆：“我同青年会干事苏子元和满洲银行行员高子升，很接近任国桢。以后我们知道任国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到沈阳来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当年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已经和党组织有了紧密的联系，为辽宁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任国桢接触最频繁、交流最多的是青年会文书苏子元。苏子元在五卅惨案后沈阳的学生爱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往返于奉天医专、第一师范等各个学校之间。1925年6月5日晚，奉天医专的毕天民、高启福、吴执中、白希清，满洲医大的粟丰，文会中学的李耀奎、一师的王纯一、女师的张光奇，以及坤光女中、南关师范、第一工科学校、农林中学等学校部分爱国青年，在小河沿的奉天医专召开各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成立奉天学生联合会，决定于6月10日开展学生请愿活动，公推毕天民为请愿总代表。
6月10日上午，沈阳十几所大中学校千余名学生，打着“为死难同胞复仇”等标语，开始了请愿斗争。他们宣读请愿书，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强烈要求答复7项请愿条件。任国桢冒着危险，来到学生中间。谁也没想到，这位衣着朴素、身材瘦小的青年人竟是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任国桢是辽宁丹东人，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刘子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亲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过被当局逮捕、后被释放的经历。反动当局派大批警察和宪兵包围并冲进学生队伍，抢夺学生手中的旗帜，驱赶学生，用武力扣留学生代表。但学生们毫不屈服，坚持斗争。最后，省公署不得不接受请愿的部分条件。这就是沈阳历史上著名的“六十”运动。也正是在“六十”学运期间，吴晓天也来到沈阳，并以全国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奉天学联的会议，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吴晓天，安徽凤台县人，原名吴霆，又名胡友三、吴天喟，1923年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后经瞿秋白、薛作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六十”学生运动唤醒了民众，在整个东北地区产生巨大震动，尤其对教育界、知识界的影响更为深远，为以后党在东北地区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六十”学生运动后，当局悍然下令各校一律自6月13日起提前放暑假，派人监视和驱赶学生离校。针对这种形势，任国桢、吴晓天建议，利用过去暑假办夏令营的形式，以青年会为基地，开办暑期学校（也称暑期大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与研究。由时任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的阎宝航任校长，并由他出面聘请任国桢、吴晓天等为主讲教员。暑期学校6月下旬开学，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奉天学联的骨干、积极分子及常到青年会的爱国青年、教员、店职员和“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员。每天下午5时至7时上课。任国桢主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吴晓天讲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还请日本留学回国的国民党党员陈日新、民报编辑安怀音和苏尚达讲一些新闻学、财经理论等，掩人耳目。暑期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在奉天早期传播和宣传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的青年。结业后，任国桢、吴晓天将学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同学会”（又名“同志会”），继续组织学习、研究革命斗争形势。
变幻莫测的时事政治，激烈争辩的思想碰撞，前所未见的书籍和课程，魅力超凡的时代人物，青年会里悄然萌发出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
1925年9月初，沈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奉天支部正式成立，任国桢任第一任支部书记。同时，共青团奉天特别支部也正式成立，吴晓天任书记。党团员人数15人，即：党员有任国桢、吴晓天、高子升、吴竹村、李郁阶（李焕章）、巩天民等，团员有苏子元、李耀奎、张光奇（张景珍）、王纯一等。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的发展壮大。1926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改为中共奉天特别支部，隶属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奉天特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团员转党员的指示，将一批早期加入共青团的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党员人数达到22人。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多数沈阳早期共产党员的入党介绍人是任国桢、吴晓天。吴竹村特别将自己位于大东区魁星楼里17号（1920年代叫头道沟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作为党支部机关驻地。
漫步在历史的硝烟中，我们发现在第一批党团员中有一对革命伉俪，他们是吴晓天和张光奇。1926年春，吴晓天任共青团哈尔滨地委书记，5月回奉天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并将1925年入团的一些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0月被调往哈尔滨做团地委书记。1927年2月，经组织同意，吴晓天和张光奇结婚了。战地黄花分外香，只是时光如此短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直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的吴晓天，潜回安徽老家。1933年，吴晓天因给华北前委传递文件，在天津被捕，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获释出狱。因数年狱中摧残，他在回家途中病死于旅馆，年仅32岁。
痛失爱侣后，张光奇在家乡故土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战斗，先后两次入党。即使曾失掉党的关系多年，她依然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于暮年再次回到党的怀抱。她对东北地区党的初期建设和妇女、学生等工作作出贡献。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望中犹记，烽火沈州路。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伏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