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一白
我的童少年时代，正值日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五岁时便随着母亲、三姐离开武汉，到湖北通城县、江西修水县等地的乡下逃难，经常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读书可谓一种奢望。后来居然有机会进了一所私塾。说来有点奇怪，我对书本的兴趣，似乎是与生俱来。塾师教一段文言文，我很快就背熟了。于是他再教我一段，又很快背熟了。老先生感到吃惊，同时也非常满意。看来，他是很重视如章太炎所说的童少年“记诵之力方强”，应该多“背诵”一些诗文的主张的。
与此同时，远在四川重庆的大哥，还不时给我和三姐邮来一些新文学作品，如巴金的童话小说《长生塔》等，我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再往后，我居然又看起了当时民间流行的《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公案、武侠小说来。这些书尽管有些地方读起来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但它们毕竟引领我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令我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因此读起来兴趣盎然，欲罢不能。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种阅读方法，显然违背了左宗棠所强调的“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的原则，有点乱套。不过在当时的战乱形势下，又处于穷乡僻壤，也就顾不了这么多规则了。
抗战胜利了，我回到武汉，进了一所有名的重点中学，读书风气很浓厚，进一步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经常到校图书馆借书看。进入高中以后，内容逐渐向文学方面倾斜。高中毕业后，我便顺理成章如愿考上了大学的中文系。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更加丰富多样，我欣喜若狂，如饥似渴，更加大了阅读量，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顺势而为，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我从实践中渐渐领悟到，一个人良好的读书习惯，是在热爱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热爱的第一步，是必须让自己先走近书，当你读着读着，品尝到了其中的甜头，必然会进一步酷爱读书，甚至嗜书成癖。读研三年，我是在一所著名高校和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度过的。那里专家教授、饱学之士云集，我的导师又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闻一多、朱自清的及门弟子。在他们的教导与熏陶下，我进一步摸清了读书的门道和诀窍。如钱钟书先生主张要多读些知识密集、信息量大的书，像字典、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导师刘绶松先生要求我们在专业图书中既要广泛涉猎，又要突出重点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切忌“样样通，样样松”，到头来弄得一事无成。近代大师梁启超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用眼光来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此话极是。我迄今还保留着当时系统阅读鲁迅全集的几大本摘记和笔记。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它们助力我出版了几本研究鲁迅的专著。这种情况，说明虽然“修行在个人”，还得“师傅领进门”，也印证了韩愈的“古之学者必有师”的名言。
我在高校任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成了读书的重点，但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方面的书也买了不少，经常在闲暇时间翻翻，以扩大知识面，提高鉴赏能力。其实这对于我现代文学的教学也是一种利好，因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这样做可以提高现代文学教学的水平与质量。
退休以后，书房里的几架图书成了我巨大的精神财富。坐拥书城，何其快哉，我可以更加不带功利性地自由阅读了。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诚哉斯言！这种阅读的确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和享受，对我的健康也是一种有效的促进。清人顾炎武说自己“自少至老，手不舍书”，我不禁为与他暗合而窃喜。章太炎也是这样，他说自己“除大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但是他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自己的不足，就是读书过于杂乱，“不能专心”，再就是手懒，不记笔记，“不能勤笔”。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之谈或前车之鉴。
时移世易，眼下，电子版图书越来越多，网上阅读已成为一种时尚。这对纸质图书无形中成了一种很大的冲击。我虽然并不排斥网上阅读，但对纸质图书仍然偏爱。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