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岩
迈进新时代，为推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铸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政策，旨在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文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于此，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同时，辩证地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理论与实践，对于推进中国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威廉·莫里斯是英国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手工艺运动倡导者和古建筑保护专家。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就得到一定的研究和传播，研究学者主要有田汉、蔡元培、胡秋原等。二战后，莫里斯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尤其被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充分挖掘和吸收，作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英国大众文化思想之主要来源之一。
莫里斯艺术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审美正义”的艺术共同体
莫里斯将艺术定义为“人在劳动中所得到的乐趣”。以艺术批判及工艺美术改革为媒介，对抗以资本盈利为本性的审美资本主义。这种诗意化的隐喻使艺术制品具有反“工具理性”、反“人的异化”的政治美学功能。源于心灵一切美好的光明更是使莫里斯具有了艺术意志般的政治审美情怀，艺术社会主义思想的审美批判维度由此形成。
莫里斯的“审美正义”观念强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分享艺术”，“这种分享艺术实际上意味着整体的社会工作的重新组织”。这将使艺术超越艺术家的工作范畴，让每个个体都可以具有审美兴趣和愉悦，以促进艺术的兴盛与普及。在《次等艺术》中，莫里斯认为艺术本无“高雅”和“次等”之分，更无“艺术家”与“大众”之分，每个人都有感知大地之美的天赋。在理想化社会，艺术是“普遍化的艺术”，没有阶级之分，属于普通人，属于人民大众。伟大的劳动和伟大的言词通过艺术品展示了人民的思想能力，即使思想物化为现实和制造出产品的工艺。
如何用“艺术”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对抗审美资本主义的褫夺，以通达“审美正义”的艺术共同体？莫里斯正是借助“好作品”这一概念摆脱比较狭隘的、对艺术的非功利性解读，使艺术兼具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此意义上看，莫里斯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是沟通艺术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抑或是引致政治关注的一种方式。艺术品彰显了“好作品”的政治理念。
莫里斯艺术劳动观突出人民创造的主体性、审美性和历史唯物性
莫里斯社会主义艺术劳动观强调艺术源于人民的劳动生活，人民是文化艺术的创造主体。人人有鉴赏和参与艺术创作的权力，人民既是艺术制品的鉴赏者，又是创作者，通过愉悦的劳动创造具有美感的艺术品。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为人们增添幸福，通过给予人的美好的事物与闲情逸致来消遣他们的闲暇时间，以防他们哪怕是因休息而厌倦；同时在工作中给予他们希望以及身体上的愉悦；或者，简短地说，艺术让人的工作快乐，而让闲暇变得充实。因此，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的福祉。”劳动者的艺术创造性是一种有强大吸引力的功能性表达，可视为资本主义所导致的道德腐败的解药，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
如何创作“好作品”？莫里斯主张“艺术与劳动混合”三原则：做值得做的工作，做高兴做的工作，做有条件保证的工作。这是通达制作“好作品”的手段和实现路径。这种混合旨在倡导人类本真存在意义的生活方式，着眼于把工人从资本和机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通过艺术的劳动与生活来保障普通劳动者的愉悦性创造和艺术的品位提升。在莫里斯看来，在强调艺术需要显现和被观看的公共性政治空间方面，艺术是全民的创造性表现，它折射出一切人造的环境、社会的发展，文明的程度及工人阶级的生活。广大民众组成的艺术共同体重视合作胜过竞争，重视互助胜过市场；他们都是无声的革命者。
这实际涉及莫里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理想社会中，劳动即艺术创作。在莫里斯看来，艺术制品最终成为劳动和言说的产物，它们上演和述说着劳动者（手工艺人）的故事，揭示了人间事务的意义。艺术持久地揭示着向世界开放和交流的人类能力，这是对人的自我藩篱的超越，向世界、向他人注入爱与激情，使“政治视野本身由与美学研究相适应的考虑因素所决定——最值得注意的是，快乐的功能既是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的动机。这实际上使之成为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形式”，符合莫里斯的“为人民的艺术”与“呈现性”的社会主义政治-艺术理念。
艺术共同体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莫里斯鲜明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生产、创造与维多利亚特定历史阶段合力生成与发展的结果。他用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出色地阐释了艺术社会主义，激活和焕发了艺术和文化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以及解决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文化和价值观的必要性。他坚持不懈地提出了文化斗争与构建自由平等社会之间的联系问题。莫里斯的艺术劳动论突出艺术和劳动的审美共通性，即都在具有政治属性的公共空间美好地呈现出来。
文化艺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突破了国别与民族的藩篱，在相互交流、碰撞中融合与影响。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提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目标。莫里斯提出一个涉及“我们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可能如何生活”的“美好生活”议题，使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精神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境界诉求得以彰显。总之，莫里斯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劳动审美性、建构性和历史唯物性，彰显了公平、正义、自由的社会主义艺术共同体精神，这使得其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下富裕的精神生活构建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作者系东北大学特聘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英国新左派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1957—1959）”（21BA0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