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
那正是赏荷时节，暑热渐消，秋风初起，一对青年男女走在沈阳城东南一片粉绿相映的荷塘边，男的穿着西服，女的穿着旗袍。以今天眼光看，他们的西服和旗袍有些朴旧了，那是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初秋。
他们在幽香的荷风中走着聊着，男的要讲讲在南方读书的情况，女的要讲讲在本地文庙小学教书的情况。男的似乎不是场面上的圆通之人，话不多，也不展开。女的倒不介意，索性讲起她和同事兼闺蜜来过这里几次了。按老沈阳人的习惯，她管这儿叫“小河沿”，但此时，它大概已有了新的名称：万泉公园。
那名男子即是我父亲刘黑枷，时年26岁，女子是我母亲闻树，时年24岁。他们经人介绍后刚相识不久，虽说再过几月就要拍婚照了，但那会儿，在秋阳斜照、游人往来的荷塘边，父亲的话总有所保留。母亲也不可能知道，刚从关内归来又去了趟哈尔滨（解放区）的父亲，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策反他的在东北军当上校长官的爹爹，为中共解放沈阳做准备。母亲怕冷场，就多说了些。她家住在沈阳南关，距万泉公园不远，对那里便挺熟悉。父亲家可有点远了，“九一八事变”时他才11岁，即随从军的爹爹入了关，后又南下经年。日本投降时，他已是新四军五师的战地记者，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七七日报》做编采工作。若非“中原突围”，组织上命他脱掉戎装，去大东北做地工，他还不定何时能重返沈阳老家呢。父亲很可能在和母亲相识后，才第一次走进万泉公园。他在大西南读流亡的东北大学时，对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南国园林很熟悉了，但阔别多年的东北家乡一草一木，一定更让他激动。
母亲把她知道的“小河沿”——万泉公园的大事小情，讲给父亲听。它是沈城最早向游人开放的园林，战前极兴旺，秀丽的自然景观不必说了，如“盛京八景”之一的“万泉垂钓”，还有“万泉莲舟”“星阁晴霞”等等。它还是个集演艺、杂耍、美食、民俗等为一体的热闹非凡的“杂巴地儿”，每年旧历五月初五到七月十五间游人如织，盛况空前。但“九·一八”以后，“小河沿”冷落下来，那些说书说相声的，喷火吞剑变戏法的，耍跟头把式胸口压大石的，唱奉派大鼓唱落子唱皮影戏的，抽签算卦相面的，放“三星”“四季”“七星”“月牙”河灯的，卖冰糕、汽水、水果、水煎包、核桃酥还有大力丸的，全都不见了，游客也越来越少，只剩得依依杨柳，寂寞荷塘。
那次赏荷两年后，沈城解放，父亲和母亲都成为新生城市党报的工作者，整日奔忙。父亲还老打夜班，揣着组织上配给他的护身手枪。节假日里，他们又去过几次小河沿，穿的就是列宁服和人民装了。对他们来说，那里不仅残留着古城的柔婉，老沈阳的余韵，也记录了他们的青春和初恋。负责编务的父亲后来即用“万泉”取代了“文化生活”，作为沈报副刊的新名称，使之渐入全国报纸名牌副刊行列。那么多大手笔为之撰稿，那么多读者成为她的忠实拥趸。
特殊年代里，“万泉”副刊被极不公正地泼上一盆盆污水，读者眼中原本一束束带露的鲜花，成了一株株“大毒草”。而即使那样极端的年代，仍有读者和作者悄悄怀念这个寄托着乡情和诗情的报纸副刊。1976年夏，我作为插队知青，受邀到沈阳市文化宫参加“群众歌曲创作学习班”，初步接触了作词、作曲、和声、作品分析等音乐知识。某日午餐中，一位刚讲完歌词课的中年诗人来到我的桌旁，问：你是黑枷的小孩儿？我点头。他又问：你父亲从乡下回城没？我说还没有。他说你回去以后，一定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我说好。他戴着黑框近视镜，仪表整洁，喜欢打大幅度的手势，课讲得深受学员欢迎，“凤头、猪肚、豹尾”的讲解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是名校育才的语文教师，也是“万泉”副刊的老作者，名字叫王守勋。还有一位乡村中学的老师，姓张，教数学，课讲得也相当不错，但做我班主任那段时间，我一直有点怕他。1972年秋冬之交的一日放学后，他叫住我，一向严厉的张老师忽然有了笑容，令我手足无措。他交给我厚厚一沓稿纸，让我转交给父亲，请他指点。上面龙飞凤舞地誊写了一首长诗，题目我至今仍记得，叫《二龙湾水响潺潺》。
又过数年，哥哥刘齐读研毕业，也开始舞文弄墨。那已是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父亲重返办报岗位，锐意新闻改革，更加倾情于他一手培植、重获新生的“万泉”副刊。但他和哥哥约定，他在位时，不要在“万泉”上发文。
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后，哥哥才渐成“万泉”作者，接着又是我。经过一代代“万泉”人的妙手，我们兄弟的文章一篇篇从那里发出。那些专业又敬业的新老编辑啊，因着他们的辛勤劳作，我们的文字才插上翅膀，带着新鲜的纸墨气息，飞至读者身边。
倏忽间，“万泉”副刊已逾古稀。但她一点都没老，依旧如百年小河沿的荷花，清香悦目；如汩汩涌动的万眼清泉，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