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举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杭州西子湖畔埋头读书的于谦，立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慨然写下了这千古不朽的《石灰吟》，这一年他才15岁。《石灰吟》渗透着于谦不怕牺牲、挺身而出的献身精神，是于谦一生清白的真实写照。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幼时聪颖过人，23岁考中进士。从25岁开始，到60岁“夺门之变”被害，于谦为官几十年，勤政爱民、公正廉洁、兢兢业业、忧国忘身，在国家危难之际，成为“救时宰相”，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
于谦令人敬仰、值得称道的事迹很多，集中体现他清白的是他特别注重名节。于谦曾作《小像自赞》，说自己“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居不求安逸，衣弗择故新。”性僻即性情刚正不阿。于谦认为名节是人最可宝贵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复何求”。他认为金钱会使人败坏，凡是贪图钱财之人，都会“千载遗腥臊”“国法纵未及，公议安所逃”。因此，要清心寡欲、生活俭朴，“大节还须咬菜根”。他一生正是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即使身居高官，也从未丝毫放纵。他曾作《北风吹》诗说：“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勉励自己要像柏树一样不畏风暴冰霜，自持节操，经得起任何磨难。
洪熙元年(1425年)，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这一职务是正三品，在当时很是显贵，但于谦丝毫不改其朴素俭约的本色。他上任时，行李简单，乘坐的是骡车，既无锣鼓旗仗，又无卫兵仪从，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就是巡抚大人。于谦在任上，无论是明察，还是暗访，都是轻骑而行，摈弃那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煊赫威势的官场习气。
当时，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尤其是英宗即位后，太监王振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勾结内外贪官污吏，凡进京大臣必须馈送厚礼，否则后果难堪。然而于谦一身正气，决不随波逐流，对王振一伙嗤之以鼻，从不买账。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行装，“独不持土物贿当路”。好心人怕他遭殃，劝说：“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带点土特产品送一送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你看这不是有两袖清风吗！”并口占一首《入京》诗以明心迹：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仅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大权在握的王振一伙，当然不会放过刚正不阿的于谦。正统(1441年)，于谦入京奏事，因身体不适，顺便荐举别人代为巡抚，王振乘机唆使爪牙诬告于谦怨恨朝廷，将他投入监狱，判以死刑。河南、山西百姓得知此事，非常气愤，纷纷进京上书抗议，强烈要求释放于谦。连河南、山西的几个藩王，迫于民愤，也纷纷要求释放于谦。面对民愤，王振骑虎难下，借口因姓名相同抓错了人，把被关押了三个月的于谦放出来，官复原职。
“钱多自古坏名节”，于谦把钱财看得轻如鸿毛，从不聚敛。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的极少，常常用以救济贫穷亲朋。平时自奉俭约，衣不锦绣，食不兼味，从不铺张浪费。当时达官贵人逢生日要大肆庆贺，于谦过生日，谢绝一切贺客，拒收任何礼物，常常是独思静坐，自省做官的得失，激励自己。景帝见于谦家居简陋，赐给他一所宅第，于谦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允，他不得已接受后用作存放皇帝赐予的玺书和物品，自己仍住旧宅偏室。“夺门之变”被诬陷抄家时，于谦“家无余资”。抄家者见正屋房门紧锁，认为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
始终把名节看得重于一切，一生严于律己，不贪荣利，廉洁自守，不向腐败恶势力低头，这就是于谦留给我们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