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缜尔
读书写作，不仅得益于生活的积淀和内在的灵气，还要求助于江山。一本名为《极地天穹》的书，触发了我求助于江山的冲动。这本书是作者程萌游历南极、环游冰岛以及挪威、芬兰高寒风情的记录，文图并茂，颇有可读性。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从南极到北极，从南美到中欧，感受深邃、乡愁与文化的变迁。乡愁不仅仅来自故乡，有时也会来自他乡。”古人云，文章要求助于江山。作者有奇崛经历，方能写出不凡的文章。
清代学者黄宗羲说：“古人不言诗而有诗，今人多言诗而无诗。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于景，其次求之于古，又其次求之于好尚。”袁行霈在其《江山之助》一文中解释道：“求之于景，就是求之于江山之助，这是最好的途径；求之于古，难免因袭而缺少创新；至于求之于好尚，赶时髦，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无论求什么，都是文章的一种境界。至于上者求之于景，当然就是文章佳境。
“江山之助”，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然屈平所以能够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意思是说，屈原之所以能写出好诗，是因为得了江山之助。大自然陶冶了诗人，赋予诗人以灵感。
李大钊先生于新文化运动早期曾撰《文豪》一文，文中说：“长天一碧，万木葱森森，人影在山，樵歌出谷，科学家视之，僵尸枯木之类耳；而一经文豪之点缀，则觉清风习习，透人肌骨焉。”碧蓝的天空，葱茏的树木，人在山中走，樵夫踏歌行，这些景色在踏勘研究者眼里不过是一堆石头、一片没有生机的草木而已，而在文章写作家眼里，则是另一番场景。
没有大自然的陶冶，很难写出优美的文章，或者说，写出优美的文章，需借助于江山之秀美，这是创作规律使然。山水名胜之游，对于文章诗作的功力是大有裨益的，但是，也有人提出“有出于山水之外”的观点。
《古文观止》有一篇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宋濂是明初主修《元史》的翰林学士，陈庭学则是远赴成都就任的年轻官员。此文是一位长者对后学的谆谆教导和殷殷期许。文中就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我听说古代的贤能之士，如颜回、原宪，都是常年安居陋室，居处的野草都遮没了门户，可是他们的志向精神总是充实饱满，就像能囊括天地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他们的修养有超出了山水景色之外的呢？
我们常说，文若其人，人若其文。求助于江山，固然能写出好文章，无需求助于江山，也能写出好文章，关键在于胸中要有江山，心中要有锦绣。如此，山水景色不过是表象而已，为文为人的气象则蕴含在个人的修养之中。
外求江山，内藉性灵，是文章更高一层境界。这在古代文论中是早有论述的，可以从《文心雕龙·物色》中得到印证。刘勰在《物色》篇中提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两个说法，明确了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一方面要求以物为主，心要服从于物，另一方面要求以心为主，用心驾驭物。王元化先生认为：“这种物我之间的对立，始终贯串在作家的创作活动里面，他们齐驱争锋，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倘使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或者一方完全屈服于另一方，那么作家的创作活动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要把这两方面的矛盾统一起来，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达到于山水之外心物交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