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斌
1967年6月，刚出生的我，被抱进北一经街小学斜对过儿一条被称作“声宣里18号”的狭长胡同里。婴儿的啼哭声，被周遭充斥的喇叭声和口号声所淹没。
我们的院子是部队家属宿舍，因一墙之隔是政治部汽车队，也被称之为“汽车队大院”。院子由红灰两个小楼群组成，灰楼据说从前住过日本人。红楼灰楼，水电煤气还有取暖都方便。
我家住在红楼三单元一楼，朝东背西，两面都能见到阳光。西屋窗根下是我家的自留地，夏天种着些小白菜、小葱、油菜、青椒、西红柿等大陆菜，秋天种些萝卜白菜。地方小，也种不多少，只管新鲜不管饱。
过自留地两米，倚墙而建一排自家修建的菜窖，用于冬天储存白菜、土豆、萝卜、苹果和梨。我家菜窖上面还盖了兔子窝，有一年兔子刚刚下了一窝小崽儿，就被黄鼠狼叼走了，把我恨得想起来就哭一通儿，发誓要像打鬼子那样，见到黄鼠狼一次就灭一次。
从菜窖跨过墙就是汽车队，有时候我们自己跳下去，或者那边的叔叔叫我们过去，熟悉的，会给我们一些水果和糖块，算是意外的惊喜。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家的瓜果梨送给他们，算是鱼水情深。大孩子就淘气些，会伺机到驾驶室里翻东西，好奇的还会拿走，惹得叔叔们总是登门讨要。司机叔叔走了，孩子们少不了被一顿“胖揍”，哭爹喊娘声四起，那时“不打不成材”的思想根深蒂固。我们的记性，其实是在爹妈的巴掌下培养出来的。
房子的东屋临街，一道墙把楼和街分割开来，墙和楼之间各家围着栅栏，养鸡。我家有只母鸡，是一种叫“骆驼红”的品种，会飞，甚至能像鸽子一样飞到二楼阳台上溜达。它高兴了，一翘屁股，“好东西”掉进在外蹲着吃饭人的饭碗里，被人又是撵又是骂，老爸老妈也得追着人家后屁股道歉。直到有人不耐烦了，用弹弓打断了鸡腿，那只母鸡只能天天趴在窝里。
记得我那时每天都要给它砸一些贝壳喂它，说是可以补钙，可效果不佳。每次看到那只鸡不能动，还下蛋，我就受不了。
从院门口往北出胡同口右拐就是北一经街小学，再走几百米就是市政府。左拐是军区政治部大院，父亲办公的地方。父亲每天从家出去之前，都要抽一根烟，烟抽完了，也到单位了。
父亲是部队记者，有给首长拍照的紧急任务，我又没处搁，就把我也带上了。但父亲一般不让我进领导家里，我和司机警卫员一起玩。院子里种着些水果，可以随便吃，首长也会让人送出来些果脯等稀罕物，我大快朵颐，煞是过瘾。
胡同南口的尽头跨过一条马路就是现在的高登大酒店，那时候还是一片小平房。胡同口左拐，有一处独门独院，是马戏家蔡少武的私宅，平时也是大门紧闭。在那特殊年代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我们都和那房子划清了界限。
有一个时期，时兴成立“向阳院”，组织红小兵、红卫兵巡逻队，维持社会治安。我们还真抓住了一个小偷，小偷还是我用红缨枪绊倒的呢。受父母和那时候的教育影响，我们虽然年纪小，但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每到年节，院子里总会来些大领导慰问家属。他们都很和善，能帮助解决的问题，有时当场拍板；一时不能解决的，让秘书记下来，督促解决。领导决断的样子特别帅，群众的难题在他们面前好像一挥手就解决了，好像又攻下了一个堡垒。
几十年过去了，汽车队大院还在，红楼灰楼都已灰飞烟灭，院子里盖起了几栋六层楼。附近高楼林立，但小马路并没有扩宽，有的住房还是原来的模样。
声宣里18号，现称中山路九如东巷，是我的根，是滋养我的血液，那里是藏着我童年美好时光的地方。城市的变迁日新月异，它仍在顽强地坚守着，像一把锁住记忆时光的大锁，等待着有钥匙的人去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