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杰
王建中老师不仅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而且还从事文学创作。这在一般只有学术而没有创作的学者队伍中显得尤为珍贵，创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为他研究与批评更懂得、理解、剖析作家的创作心理做了非常好的体验式铺垫与心灵切近。
早年学工，而后转向学文，这对王建中老师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说：“这180度的大转弯，使我受益匪浅，数理化提高了我的思辨能力，文史哲增添了我的浪漫气息。”的确如此，学工的求真务实给他以批评的思辨，学文的才思情趣给他以批评的浪漫，在思辨与浪漫之中，他从“心”出发，沉入作品与作家的心理结构。在文学批评喧嚣而浮躁的当下，我们进入王建中老师的批评世界，颇感其中肯批评的珍贵。
作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专家，王建中老师的批评有的放矢，切中文本关键，言之有物，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厚实的根基。他特别注重以自我的主体之心，进入到批评的对象世界，通过自我与对象的心灵感应，唤起对象的自然回应，并经由文本传递给读者。因而，在王建中老师这里，切中文本关键，既是立心之本、定心之力、入心之功，更有赏心之效。
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建中老师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鲁迅《十四年的“读经”》、分析电影《创业》人物、驳斥“三突出创作原则”等方面。八十年代之后，他的学术方向主要在茅盾研究、丁玲研究以及东北作家、满族作家研究等方面。无论面对何种对象，他总是精心阅读文本，真心对话作者，并经常以内在的“心力”结构全篇，使批评具有鲜明的在场感、凝聚力与整一性。
作为东北人，王建中老师的文学批评兴趣更多地体现在对东北现代文学史和东北现当代作家的研究与批评上。他对东北作家群萧红、萧军、梅娘等作品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作家马秋芬、徐光荣、彭定安的研究与批评等，都是“从心出发”，以自我之心感受文本之心，这是他批评的立心之本。他以“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瞄准彭定安的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他认为萧红的散文“沉郁抒情”与她的心境有关……他以自我之心，一方面进入文本之心，一方面进入作者之心，以“心”串起文本和作者，在与二者的感应中动笔行文，自然也使读者在赏心之中，感受生命气韵。心，构成了文本的风格。
作为满族人，王建中老师时刻关注满族作家的批评与研究，对满族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等有着更多的触摸式的亲切感。他在《满族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李云德、路地、康启昌、牟心海、佟希仁等满族作家创作进行了全面而富有个性的文学批评，体现出他对自己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认同，是一种“心的笃定”。他以自我之心感应作者之心，这是批评的定心之力。他以“爱心永存 童心不泯”切入《佟希仁儿童文学选集》；他从“人”与“江”的心灵相惜与精神共存角度，切实分析路地诗歌《鸭绿江吟》“以江为友与江共生”的审美对象化之在……他重视作者之心，心，影响了文本的品格。
王建中老师在丁玲研究方面用力最多，成就最大，发表20多篇论文。针对有人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的图解政治、艺术性弱的观点，他提出有力反驳，他认为丁玲在这部作品中“真正做到了对正面人物不‘神化’，对反面人物不‘丑化’，而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用多色调去描绘人物”。不仅如此，他透过文本表层，探入深层结构，开掘文化心理积淀之于丁玲文本的形成厚度和高度，显示其批评的入心之功。他分析道：“她的创作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心理积淀切入，从历史的层面来说明女人的聪明和局限，以此来揭示男性视角的失真和歪曲，从而去找回失落已久的女性自我，展现了女性为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的生命本真，倾注了对女性命运的历史关注与思考。”他的“入心之功”，并不是极度黏合和胶着、毫无距离和缝隙，而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若即若离”，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文化的积淀里形成对文本和作者的剀切挖掘之功。心，铸就了文本的高格。
通过文本传递，王建中老师文学批评的心灵感应，在当下的批评场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下，有的文学批评和对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和读者的阅读之心越来越远。有的批评似乎越来越陷入自说自话之中，或以理论模式套用，或以自编自话套用。王建中老师始终以“心”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道德取向与审美情趣。他非常重视作品，用材料说话。他从“心”出发，注重与文本、作者、读者的心灵感应。由此他的文学批评并不呆板，他总能在对象身上发现美的本质，开掘内在的意蕴，从而实现文学深层次的审美功效。
吴玉杰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