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1928年生，1939年参加八路军宣传队，百团大战负伤。1942年入党，1945年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1946年派到沈阳。曾任松江军区文工团长、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文工团总团长，东北音工团、辽宁歌舞团团长，辽宁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音协理事，国家一级作曲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下一代》杂志社长兼总编辑。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指挥《陕北组曲》《工人大合唱》。
创作音乐作品300余件(部)。代表作品《手榴弹铁疙瘩打败鬼子早回家》《做双军鞋送前线》《出征歌》《迎接反攻》《部队音乐手册》《地雷搬家》《放风筝》《我要做合格小公民》《歌唱你，英雄的矿工》《东北好地方》。声器交响合唱《大同江之歌》《英雄的高地》《中国心，民族魂》《炎黄子孙心连着根》《“80后”“90后”小唱》及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广播剧、学校剧、新闻片作曲、民族歌舞剧《人参娃》《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的童年》，民族交响乐《望儿山》等。
汇编出版多种版本作品集，获大区、全国一等奖多项，全国文化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抗日战争胜利二战反法西斯奖章，2010年全国红色文化代表大会授予王卓红色作曲家称号。
王卓几十年如一日，义务为部队、地方、学校、社区、油田等写歌，分文不取。坚持为老年人、少年儿童、残疾人义务辅导。中国爱国工程联合会、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等授予他“2010年度中华爱国五星奖”奖牌和“爱国热心奉献勋章”。
2020年9月11日上午，经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徐占海介绍，我们与沈阳音乐学院研究生刘昕子一起来到辽宁省金秋医院，王卓坐在病房窗前的椅子上，接受了采访。92岁高龄的王卓边想边讲，语声轻，语速缓——
一
我是1928年出生的人。老家是山西省洪原县，离大同很近的。出生在雁北地区的牛星堡村，家乡距离平型关大捷发生地不到10公里。父母是支持抗日进步的，家里有个哥哥，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我还有个妹妹，现在在大同那边。我上了小学，完小没上完。
1939年5月的一天，八路军来了，北上抗日，那年我进了八路军的宣传队，当上了八路军的宣传队员，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扫荡后，我被晋察冀边区三大队评为模范工作者。
我是1942年到延安鲁艺学习的。考试，考试唱练耳，听的节奏。考上鲁艺之后，在窑洞上课，当时比较简单，无所谓教材了。有唱片，有手摇唱片机。打仗时就打仗，不打仗时就上课。那时我们能有个铅笔就不错了。鲁艺有合作社，可以买点纸，换点东西。
我在鲁艺学习三年。有毕业书，延安大学鲁艺音乐部，有科学院。
后来延安鲁艺，到了张家口，到了华北，又到了东北，之后在沈阳。我在鲁艺“四团”，是学作曲的。
我从小知道“九一八”，知道那时候东北人民很苦，听到过很多故事。到沈阳就是现在的鲁迅美术学院，一个戏剧部、一个美术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东北来了。我搞创作了，主要是作曲。教学、也演出。我作曲，第一个就是东北局给的一个任务，写一部合唱《东北好地方》，这么一个题目。
以后我又到朝鲜，体验到了战地生活。敌人埋在我们阵地上的地雷，志愿军战士起出来，再埋在敌人的阵地上。根据这个，我创作了《地雷搬家》。去朝鲜有一年多吧。朝鲜人民军有写作团，有宣传队。我还创作了《爱民模范罗盛教》。
从朝鲜回来，我就到东北音工团，做领导工作，我和李劫夫负责音乐学院。李劫夫、安波，我们几个人，有事一起商量，各负责一摊，我负责音工团，劫夫负责音乐学院。有五六年。
后来我被组织抽调出来搞创作，中国音协组织的，从东北、华北、西北各调几个人，组成音乐创作组。
二
我一开始，不是搞艺术的。写了两首歌——《手榴弹铁疙瘩打败鬼子好回家》和《做双军鞋送前线》。
当时毛主席下达命令，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但是一开始参加军队的人不多，我根据这种情况，写了《手榴弹铁疙瘩打败鬼子早回家》。“手榴弹 铁疙瘩 打败鬼子好回家”歌曲唱开了，参军的人就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做双军鞋送前线》，我写了这么两首歌，就出名了。这两首歌，在群众中流传，一个是鼓励生产支援前线，一个是动员群众参军。
“做军鞋，做军鞋，做双军鞋送前线，前线为了老百姓，子弟兵，打鬼子，为咱老百姓。”中央就知道，我们宣传队有个宣传员，自己写了两首歌，这两首歌出名了，传到延安，周总理知道了——我们有个宣传队员叫王卓，写了两首歌。当时延安墙上的标语写的也是这些内容。
1947年冬天，一次战斗前夕，我创作了“将士出征胆气豪，英勇杀敌立功劳”的《出征歌》，一经教唱，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有的连队，就是唱着这首歌走上了战场。一次战役之后，文工团员在帮助清理烈士遗物时，从一位烈士军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用铅笔抄写、被鲜血染红的歌片，所写的歌曲就是《出征歌》，我来到烈士的身边，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1951年1月，塞克写的长诗《大同江之歌》发表在《东北日报》上。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安波和副部长李劫夫研究决定让我谱曲，找到了正忙着为朝鲜前线做炒面的我，把任务交给了我。歌词共260行，是一部用器乐、声乐等形式表现的交响作品。任务重、时间紧，当年我23岁。
我在一间打不开门窗的小屋子里整整写了一个星期，饿了吃几口面包，然后，继续伏案苦干。当《大同江之歌》脱稿我走出房门时，一见阳光，眼睛突然疼痛难忍，周围的东西都看不见了。我想，自己这么年轻眼睛就要失明不能再写歌了？后经医生诊断是眼睛劳累过度、长时间见不到室外光线所致，不会失明。我心中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交响合唱《大同江之歌》分为三部分，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祖国、对和平的热爱和对侵略者、对侵略战争的憎恨，表达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誓死保卫和平的战斗决心。
195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从全国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10名词曲作家赴朝创作。我与词作家鸣戈来到了朝鲜前线的西线阵地。一天，我正在一个前线指挥所工作，突然从敌军打来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以为一定会发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谁知却出人意料地没响，原来是一颗哑弹。在战火中，为了写好《地雷搬家》这首歌，我跟着起雷英雄姚显儒的小组观察志愿军怎么把敌人埋在我方阵地前沿的地雷起出，又怎么埋在敌人的阵地脚下，将全过程看了个一清二楚。此举被志愿军某团副政委称为“用生命谱写志愿军的歌”。
清唱剧《中朝友谊之歌》是我与鸣戈在前线一个被水冲成的山洞里创作出来的。创作时，敌机日夜在志愿军驻地山村上空盘旋、轰炸，我们在洞里埋头创作。志愿军某部师主任和朝鲜人民军驻该师联络员看了作品后连说：真是了不起啊。
三
“1956年夏天，北京正在举办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全国音乐家代表，看到我时，周总理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就这么回事。”王卓说。
据王卓回忆，徐春宝家住辽宁绥中县前卫镇北阴张村，地处偏远山区，因为双腿残疾而情绪低沉。当他从音乐中得到启迪和力量之后，大胆给王卓写信恳求指导学习作曲。王卓十分同情他的处境，立即回信并与徐春宝建立了师生关系。1984年春节前，徐春宝信中表示想趁春节来沈阳给老师拜年。王卓觉得残疾孩子出门不便，就决定自己下乡走一趟。在当年的除夕晚上，他带着书、文具和谱纸等乘火车奔赴绥中，凌晨到达绥中，又换乘汽车，于大年初一下午一点来到了徐春宝家中……
1992年，在中央、辽宁省各级领导和辽宁省关工委支持、提议下，王卓主持创办了中小学德育期刊《下一代》杂志，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带领团队，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坚持办刊宗旨，宣传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好，改革开放好，融合近代史、现代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下一代》杂志出版200余期，读者累计逾两万人次。
王卓办刊始终坚持对青少年进行主旋律教育，始终不渝地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下一代》杂志得到《中国教育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多次报道推介，连续被评为辽宁省一级期刊、北方优秀期刊。
2010年8月29日，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的全国红色文化代表大会上，有一项特别的提案，这项提案把王卓作词作曲的新作《有了共产党就有强大的中国》向全国广泛征求修改意见，同时发布了作者的联系方式。此后近一年，王卓先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600余件函件和建议，总字数68万余字。根据大家的意见，王卓对歌词作了反复、细致的修改，对歌曲逐个音符推敲。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完成了对作品的修改。
四
延安文艺纪念馆内有一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自制的小提琴，也是如今留存的唯一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小提琴琴体总长60厘米，宽21厘米，琴弓长80厘米。琴颈部位有修补和拼接的痕迹。
延安鲁艺诞生在1938年，也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当年鲁艺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教室，戏剧系的学员自己动手搭建席棚，在席棚下排练戏剧；美术系学员露天写生，音乐系学员在窑洞外练习唱歌。
1940年冬，时任重庆中华交响乐队首席大提琴的大提琴家张贞黻经周恩来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延安十分稀缺，张贞黻专门给党中央写信，提出了自制乐器的建议。毛泽东主席特地请他吃饭，非常赞同他的想法。就这样延安乐器厂就诞生在了延安桥儿沟的窑洞里。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
张贞黻来延安时，带了一套完整的小提琴制作设备。当时在延安想找到适合制作小提琴的材料太不容易了。张贞黻尝试用本地核桃木做背板，用红松木做面板，1941年的冬天，终于制作出了延安的第一把小提琴。此后的几年，第二把、第三把小提琴陆续诞生。
1944年，王卓作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老师就是张贞黻。苦于没有乐器，他向戏音部主任吕骥求助。吕骥给在美军观察组工作的版画家古元写信，请他帮找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这些材料经过张贞黻的打磨，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
王卓回忆，小提琴三根弦是用羊肠拧成的，一根弦是当时鲁艺用的破旧的电话线里的丝儿抽出来的，琴弓用的是鲁艺一匹马的马尾。古元看到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赞叹不已，在琴把上刻下了“鲁艺自制”四个字。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使用。王卓还用旧军装上衣，给小提琴做了个琴套。
重庆谈判后，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的“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作为和平使者抵达延安。在党中央举办的欢迎晚会上，王卓用这把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片段“扎红头绳”。
解放战争爆发后，王卓带着这把小提琴跟随“鲁艺赴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东北。1946年，在前线演出时，小提琴的琴把被压断，古元刻上去的“鲁艺自制”四个字也没能保存下来。1952年，王卓带着修复的小提琴奔赴朝鲜战场，为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演奏。岁月流逝，王卓一直将这把小提琴带在身边……
2012年7月，王卓专程回到延安，捐出了这把陪伴他60多年的小提琴。
原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于2012年4月为《王卓音乐创作精品选集》作序，序言结尾引用中国音协原主席吕骥为《王卓音乐作品选》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至于他（王卓）的音乐修养，却又不是单一的。虽然他少年时期受的完全是淳朴的民间音乐的熏陶，但自他参加革命以后，无论是在敌后的文艺团体，还是在延安鲁艺时期，音乐视野显然迅速扩大。后来到了东北解放区，他在哈尔滨是师从俄罗斯音乐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进修于上海音乐学院选修班，更为广泛地接触了西欧古典音乐精粹。总之，他在音乐的汪洋大海中接受过多方面教育，又始终没有忘记曾经哺育他成长的祖国人民。经过艰苦的磨炼，他依然坚持民族音乐的传统（包括近代革命音乐传统在内），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唱人民的歌，奉献给祖国人民。这种高尚的情操，是应该受到赞扬的。
2021年3月16日，我们再次来到辽宁省金秋医院的时候，王卓卧床与我们做了简单交流。
老人陆陆续续的回忆中，说到了1952年，去朝鲜。在朝鲜，不到一年。回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做文工团领导工作。后来在辽宁歌舞团当团长。离休是在东北局。
老人还是提起——1939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到1955年，在晋察冀。自己就是写了两首歌，动员群众参军抗日和做军鞋支援前线……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赵威 王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