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洪
铭记史册的1921年，离不开党的一大台前幕后的十几位关键人物。参加会议的七八个方面代表，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尼尔克斯基，俄共代表维经斯基，“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民族开天辟地的这一大事变，共同见证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头、之奠基、之本来。
万卷出版公司和作家徐剑历时三年之久创作打磨而成的《天晓——1921》，仔细读来，堪称一部气象绚烂的新时代大作品。
一、叙事技巧娴熟精妙，状摹情景如在目前。
百年前的复杂多变故事，潮头人物不同凡响的经历，传达再现犹如置身现场，报告文学作家史海钩沉与还原的笔力，是决定作品高度的首要因素。追忆，打捞，拼接，多维视角的转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寻，让读者在看似熟悉的题材中寻觅到许多盎然生机。如毛泽东、陈独秀在上海的深晤长谈，毛泽东晚年还账付息送款向章士钊拜年，湮没的细节展现出领袖平凡中的伟大。尘封已久的过往结局让人欷歔不已：作为俄共和中共早期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杨明斋，当年陪同俄共代表见李大钊、陈独秀，后来竟蒙冤被杀害于异国他乡。诸如此类，书中比比皆是。刘仁静五四运动翻墙而入赵家楼的壮举，张国焘充当陈独秀、李大钊之间传递思想信使桥梁，邓恩铭狱中两次组织越狱的铁骨铮铮，陈潭秋爱情与革命过程曲折多难，何叔衡英勇牺牲的大义凛然，不胜枚举。
二、厚植背景，或浓墨点染，或闪回跳跃，传神笔触将“日月换新天”描摹得生动细腻。
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的包惠僧，不是像前面12位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出来的正式代表，但他后来却成为撰文最多回忆党的一大的人。一大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本书上溯其留学日本时的交往经历，刻画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交锋和激进行为，讲述他到上海、到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人的交流等等。马林由欧洲到中国之行的曲折过程，李达翻译写作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都饶有趣味，可读性极强。官方权威定本，个人回忆，报刊史料，学界研究成果，尤其是作家亲自踏勘寻访，仔细辨正梳理而得来的观感与结论，富于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人物群像立体丰满，堪称建党亲历者的一组人物小传，从中演绎出理想的神圣，革命的崇高，折射了波澜起伏的党史、国史。
以当年的会务人“王会悟”来贯穿，作为说书角色串联起一位位登台亮相的先驱者。无论是陈独秀、毛泽东，还是李汉俊、李书城兄弟俩，抑或张国焘、刘仁静，甚至堕落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作家秉持着对话的姿态叩问人情人性，追踪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关联，意在将过去时写成现在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智者所言，在此书中得到了验证。
王会悟眼中的毛泽东，是时代叛逆者。青年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毛泽东后来走向新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书结尾时评价毛泽东开国大典上高声回应的“人民万岁”为华夏第一声，一代伟人，正可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也。
四、情动于衷，思想推动，是报告文学升华形象和议论的法宝。
作家敢于多点撷拾，多维转换，将关注视角与记录本体衔接得均衡有序。正如范培松先生所称许，“自我”和他人他事真正融会同化，报告文学中的人和事被作者“自我”化后，也成了作者“自我”化的人和事，在报告他人他事中实现了“自我”。革命文物，红色遗址，主人公家乡亲人及相关研究者，在作家凝视相望与倾心而谈中迸发出生命力。
曾经三次拜谒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作家由主席珍藏在自己身边26年的毛岸英衣物而生发感慨，当年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烈士遗物几件衬衣成了一代领袖内心痛楚的寄托之物，这一秘密直到1990年才被人发现。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在校勘、印行、传播中付出多多，最后改行专攻语言学。早年张国焘、张申府、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信奉者由一路并行到彼此分手，最后三个人又留下不同的人生轨道。动人心弦、引人思索的段落，看似不经意的闲笔，从中可以“发明新意，随时制事，其道无穷”，如唐人杜佑所感悟的那样：结合当下的具体所在，发现新意义，并建立新制度。因为先贤圣哲身上笔下蕴含的道理无尽无穷，后人体会、读取、传承的时空自然连绵不绝，川流不息。
一大建党，开天辟地。重大严肃的政治性、思想性主题，与亲近可人的文学故事性和审美教化熔于一炉，冶炼出这部优秀作品。从《大国重器》《浴火重生》到《天晓——1921》，我们的新时代呼唤着将政治的诗学与诗学的政治完美结合的黄钟大吕、澎湃洪流。
张洪 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