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国家治理形态与效能，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在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应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加快数智技术创新，将其与政府管理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智慧政务、数字治理、精准服务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数智赋能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让管理服务更具预见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树立数智理念，涵养智能决策应用意识。以数智技术赋能政府管理服务，其核心不在于单纯的技术设备堆砌，而在于治理思维的革新。全面树立数智理念、涵养智能决策的应用意识，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升级的重要前提。传统政务决策多依赖过往经验、主观判断与人工研判，存在主观性强、预判性弱、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复杂多变的现代化治理场景。打破传统治理思维定式，摒弃经验主义、惯性思维，树立“数据赋能、智能赋能、精准赋能”的现代化治理理念，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各级政府需将数智思维、数据思维融入治理决策全过程，主动接纳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型技术手段，坚持人本主义，以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破解传统治理瓶颈、提升治理质效。持续涵养智能决策应用意识，熟练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研判、数据建模等数字化工具，深度挖掘政务数据背后的治理规律与民生诉求，用客观、精准、全面的数据研判替代主观经验判断，推动政府治理服务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判”，从“粗放管理”转向“精准施策”，让数智理念落地生根，让智能决策成为政府高效履职、优化服务、化解治理难题的工作范式。
优化政务平台，完善智能治理体系建设。数字化政务平台是数智赋能政府管理服务的核心载体，也是构建现代化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首先，要建立健全统一的数字政务云平台。立足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手段深度嵌入各级政府教育、医疗、就业、生态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激活数据生产力，推动政府治理服务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整合各类政务服务端口，统筹归集政务系统、办事模块和服务渠道，着力实现各类政务事项“一网汇聚、一站办理、一体管控”。其次，制定科学完善的数据共享清单。强化顶层设计，理清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政府治理的类型、层次、数量等，将日常办公数据纳入共享清单，推进相关部门公共管理业务的互联互通、衔接配合，助力政务平台从“办事载体”升级为“智能治理中枢”。再次，优化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运行机制。大力破除线上平台与线下政务窗口的服务融合屏障，建立双线互通、数据同步、流程衔接的一体化运行模式，推动线上申报、智能预审与线下核验、窗口兜底等的有机衔接，真正以平台赋能治理、提升服务质量。
健全制度机制，增强数字政府服务效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深度融入政府治理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其赋能作用不再单纯体现在技术工具升级方面，更体现在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规范的全面支撑上。当前，部分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存在重技术投入、轻制度建设的问题，平台运维、数据应用、权责划分、安全管理等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数智平台的技术赋能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制约了政务服务的提质增效。对此，须立足数字治理发展需求，系统性完善适配信息技术发展的治理机制与政策体系。应以国家相关信息化规划、国务院关于优化政务服务的部署要求等为遵循，优化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健全统一化、标准化的数字信息共建共享、研究、管理、监督、评价等方面政策体系，完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应急处置等规章制度。打造常态化监管、考核激励与风险防控机制，涵养宽松灵活的制度运行和管理氛围，将数字化服务质效、数据共享成效等纳入政务考核，以制度规范技术应用、以机制倒逼效能提升，持续激活数字政府建设发展内生动力。
强化主体协同，织密数字政府治理网络。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相对单一，各部门权责分散、业务相对独立，跨领域、跨主体沟通衔接不畅，各自为战、联动薄弱、资源割裂等情况一定程度存在，市场力量、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度较低、话语权不足，难以应对复合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治理难题。数智手段的应用能科学重塑治理主体协作模式，更好地凝聚治理合力，推动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要搭建统一的数字化协同治理平台，打通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通道与业务链路，在政府统筹主导基础上，充分联动职能部门、经营主体、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推动各方治理资源归集共享、优势互补、高效衔接，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智能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依托智能研判模型精准识别协同堵点、权责盲区、治理弱项，持续优化各主体协同流程、明晰主体权责、完善配套制度，推动主体协同从被动衔接转向主动赋能、从碎片化联动向体系化共治发展，持续织密智慧化、精细化、现代化的数字治理网络，全面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与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