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烧红了半边天，老支书坐在自家院里的老槐树下，树皮皴裂得跟他脸上的皱纹似的。儿子建军风风火火地推开院门，裤腿上沾着泥点子：“爹，村里那个果园承包的事，您跟新支书说说呗，让我干。”
老支书磕了磕烟袋锅子：“按规矩公开招标，你报名就是了。”
“报名？”建军嗓门拔高了，“咱家伺候果树多少年了？论技术论经验，谁能比得过？可新支书说要交3万元保证金，我哪来那么多现钱？”
老支书抬眼：“都一样的规矩。”
“您当支书30年，村里哪条路不是您修的？哪个项目不是您跑下来的？现在退下来了，连这点面子都没有？”建军甩手走了，院门摔得哐当响。
老支书望着儿子的背影，手指微微发抖。院里那棵他亲手栽的柿子树，今年挂果格外多，红彤彤的压弯了枝。
第二天一早，老支书揣着皱巴巴的存折去了村委会，那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3万元整。新支书推辞：“老书记，这不合规矩……”
“规矩是给人守的”，老支书把存折按在桌上，“我给建军作保，他要是干砸了，从我存折里扣”。
消息传得快。建军红着眼圈来找他：“爹，你这是干啥？让别人知道了，以为我逼您……”
“你以为我为你？”老支书转过身去，“果园闲了大半年，再没人管树就废了。那一片果树是全村人的，我心疼的是它们”。
建军愣住了。
承包合同签了，建军带着几个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干。老支书每天拄着拐杖去转一圈，不出主意，不指手画脚，就看看那些树。
入冬前，建军带回来一笔钱：“爹，预付款下来了，先把您的钱还上。”老支书摆摆手：“先给村里修那段泥巴路，明年果子下山好走车。”
建军攥着钱，半天没说话。
第二年秋天，果园丰收。建军把账本摊在老支书面前，老支书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阳光穿过柿子树叶洒下来，在他身上落下一片斑驳的红。
“爹，当年您为什么非要用那种方式帮我？”建军轻声问。
老支书合上账本：“因为我信你不会让我失望。更因为……”他指了指胸口，“这儿得亮堂。”
那天晚上，建军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头顶是熟透的柿子，像一盏盏小红灯笼。他忽然明白，父亲的心从来都是红的，是那种被岁月磨过却依然透亮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