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并对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机制都作出专门部署，为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强化制度引领作用，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高水平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激活治理效能。实践中，必须积极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实现良性互动，让群众从治理客体转变为治理主体，完成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的转变。进一步把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固化为稳定完备的制度安排，从厘清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规范协商议事程序、构建激励约束机制、夯实载体数字支撑等维度系统发力，全面打通制度落地堵点，把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厘清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明晰协同共治的制度标尺。权责划分是各治理主体有序参与治理实践的逻辑起点。厘清权责边界、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划定制度标尺，才能破解基层权责倒挂、治理主体角色错位、群众参与“泛化虚化”等现实困境。一方面，要进一步压实政府兜底与监管责任。坚持党建引领，厘清职能部门、街道社区等机构法定职责，引导其把公共管理、专业服务等责任扛牢，坚决杜绝将行政任务简单转嫁社区、摊派给居民的行为，同时强化对物业、社会组织的业务监管，补齐经营主体责任缺位短板。另一方面，要明晰自治主体定位。合理划分自治事务与行政事务边界，将小区公共管护、邻里矛盾调解等适宜群众自主处理的事项交还居民自治载体，不越位、不包办，切实保障基层自治组织独立履职、自主运作。此外，探索以清单化模式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制度体系。分类梳理决策类、协商类、服务类治理事项清单，明确需要群众协商的事项、社会组织承接的事项、政府兜底的事项及各主体参与权限、渠道与履职流程、责任边界，以制度化避免多元主体参与无序、履职混乱、协同松散等乱象的出现。
完善闭环运行的协商议事机制，打通制度化共治的实践链条。民主协商是实现共治的核心载体，要在兼顾程序规范与结果监督的基础上，有效破解部分基层协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意见“纸上流转”，中青年群体参与不足，公共事务决策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一是规范分层分类议事程序。严格落实议题征集、会前公示、议事辩论、意见汇总、结果公示、办理反馈全链条流程，区分大事、小事、急事建立差异化协商模式，让各类群体都能成为基层治理的“局内人”。二是建好意见反馈与监督落实机制。对协商形成的合理意见，明确责任主体、办理时限、反馈渠道，努力实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同步引入居民代表跟踪监督，杜绝协商成果束之高阁。三是探索推广本土化议事载体。充分借鉴“大家商量着办”“百姓议事厅”等基层治理实践经验，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处置等高频民生事项创新开展协商，用百姓易于接受的协商方式和载体推动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联结。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是激活治理活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价值联结的重要抓手，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中主体参与被动、履职动力不足、共治黏性不强等突出问题，要以科学奖惩机制树导向、聚人心，让各治理主体有担当、有回报、有约束。一方面，强化正向激励。坚持精神激励与适度物质奖励相结合，对参与议事调解、环境管护、邻里帮扶等的行为进行量化评价，用好社区积分、荣誉表彰、公共服务优先享用等方式，推动相关公共收益适度向尽责群体倾斜，让参与治理的组织和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发挥柔性约束的治理效能。坚持德治教化优先，激发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等的柔性约束力，针对损害公共利益、漠视集体事务的行为做好劝导引领工作。此外，要平衡好集体利益与个体诉求。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化解“重索取、轻付出”的认知偏差，引导群众树立“尽责方能共享”的参与治理意识。
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治理机制，拓展制度化参与的现实空间。基层治理载体、渠道的开发拓展能有效拓宽参与覆盖面、规范参与路径，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筑牢基础。数字化时代，要坚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双向联动，依托智慧治理平台、线上议事小程序、线下百姓议事厅等多元载体，畅通民意表达、事务协商、监督评议等治理流程。建强线下参与渠道与治理力量，优化网格队伍、业委会、社区组织，培育社区骨干、志愿者队伍，主动吸纳新就业群体、流动人口参与基层治理，同步加强治理业务培训，提升群众议事协商能力。科学用好数字化治理工具，积极搭建线上诉求征集、议事反馈平台，推动线上线下渠道互补联动，降低各主体参与治理的成本。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区分老旧小区、商品住宅、乡村村落的治理差异，摒弃“一刀切”模板，鼓励基层立足本土实际细化制度细则，为各治理主体制度化参与治理实践提供厚重的制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