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全（1928—2019） 山西省寿阳县人。抗日战争期间，当过民兵队副队长、武委会副主任。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先后任晋冀军区一旅二团一营机枪排战士、班长；1949年2月至1955年11月，先后任六十六军一九六师五八七团一营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参谋长、营长；1955年12月至1959年2月，为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学员；1959年3月至1964年10月，任六十六军一九六师五八七团一营营长；1964年11月至1966年1月，任工程兵建筑第一六一团司令部参谋长。1966年2月，转业到山西前进机器厂工作，先后担任厂筹建组负责人、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顾问、党委常委、纪检委书记、调研员等职务。1988年8月离休。
讲述人：韩银贵
讲述时间：2023年4月21日 整理人：赵建雄
从炮火中走出
我父亲韩立全，1928年五月初六出生于晋中寿阳县温家庄乡胡家庄村一个贫农家庭。我爷爷省吃俭用供我父亲读完初小三年级。父亲十四五岁时就在村里参加了抗日活动，当过民兵队副队长，当过武委会副主任，带领民兵和武工队员，协助八路军作战，打击日伪嚣张气焰，为抗击日寇侵略作出了贡献。1945年2月，他才十七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他参加工作，之后参加了人民军队。父亲说，那时候，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英勇抗战，刚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百姓扬眉吐气，正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好日子，国民党反动派却野心勃勃，为独吞胜利果实，准备向中原地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当时，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特别是山西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的热潮。父亲担心部队上认为他年纪小，不让他当兵，就虚报了岁数，在填写入伍报名表时，把出生时间写成了1925年4月，就顺利地入伍了。
父亲一生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干革命工作踏实认真、恪尽职守，坚守理想信念，毫不动摇。他参军后，先后参加过寿阳宗艾战斗、河北卧虎山战斗、保定望都战斗、石家庄战斗、应县战斗、张家口战斗、解放太原战斗，以及抗美援朝“三八线”战斗、鸭谷里战斗，无论是哪一次战斗，他都把阵地当作自己的工作岗位，用生命去坚守，从来没有退缩过。每一次战斗，他都把生命置之度外，总是抱着一个信念：杀敌报国、保家卫国。
父亲经常说，他是打小就从抗日斗争中闯荡过来的，面对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但他从来都不害怕，其他的吃苦受罪就更不在话下。所以，我跟妹妹小的时候就经常受到父亲的教导，他教育我们一定要有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无论干什么，“站好岗、尽好职、守好责”，才会有意义、有价值。
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过，他参军的时候，才十八岁，被编入冀晋军区一纵队一旅二团一营，部队驻扎在五台山。五台山在晋北地区，一年四季，除了夏季，秋、冬、春三个季节都特别冷。那时不仅武器装备落后，吃喝穿戴都非常短缺，但是政治工作做得好，思想觉悟高，战士们特别能吃苦，打仗也勇敢。我父亲刚入伍的时候，他们是两个战士一条被子，而且军用被子还很薄。到了目的地，还得自己生火做饭，自己洗衣服。衣服一人就只有一身，所以他们只能等天气好的时候，跳到河里去洗澡，先洗了衣服，把衣服挂在树枝上，或者铺在石头上，然后洗澡，等洗完澡，衣服还没有干透，就穿在身上了。到了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们就很多天都不能洗澡，不能洗衣服。就是那么艰苦的日子，战士们都是积极乐观，毫无怨言，大家的想法只有一点：打倒反动派，保护老百姓，解放全中国，过上好日子。
我父亲在部队上待了整整二十年，先后担任过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参谋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务。无论职务高低，他都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他带的兵，也都是以部队为家，以奉献为荣。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甚至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父亲曾经多次立功受奖，比如，在朝鲜战场上，1950年他就曾立过个人 “一等功”“三等功”，回国后任副连长，他所带的连队也曾立过“集体一等功”，1955年我父亲还被授予“解放奖章”。其实，我父亲的军功章不只这些。他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又发现一个硬纸盒子里保存着他的一堆获奖证书和奖章。
正是因为我父亲工作认真，纪律性强，所以，1953年、1954年两次“国庆大阅兵”，我父亲被师部指定为“口令员”，在天安门广场喊口令，指挥部队接受毛主席检阅，圆满完成了受阅任务，受到师部通令嘉奖。当时父亲所在部队是陆军一九六师，师部驻扎在天津杨村，是毛主席批准的第一支对外开放的部队。
父亲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他说：“没有文化就等于睁眼瞎。”“一个军人，如果知识水平不够，光靠勇敢打仗，就不是一个好战士；如果没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更不能做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所以，他在战斗之余，还特别注重学习。1952年7月，我父亲进入了六十六军一九六师速成小学校学习；1955年12月，又进入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他学习非常刻苦用功，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顺利地拿到结业证书。
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会给我们回忆他的军旅生涯。他不是在炫耀自己，他是在忆苦思甜，他是在教育我们做子女的以及我们的孩子。他经常说：“我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是从炮火中闯过来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能活着回来就好，能活到现在就好。我有子有孙，有吃有喝，这就是幸福！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是多么幸运啊！”
父亲把他在部队上养成的自律正直作风、无私品质，以及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的好习惯，都带到了转业地方后的工作中，也传给了我们全家每个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上荣光！
到地方上工作
我父亲是1966年2月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听我父亲讲过，1965年夏天，我军战功赫赫的黄克诚大将，受中央委派到山西吕梁山一带考察“小三线”建设。同年8月13日，根据中央“省自为战”的精神，成立山西省第三建设指挥部，负责省内“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指挥部设在临汾隰县水头镇。随后，按照“山、散、洞”的原则，山西全面开展了省内“小三线”建设，陆续新建了一批“小三线”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大都分布在吕梁山区的交口、中阳、孝义、隰县、灵石等地。
我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先是到红星农业机械厂，也就是后来的山西凌云机械厂，作为筹建组负责人之一，主要分管武装保卫工作。当时，五厂被确定为三线时期华北地区在山西配套的12.7毫米高射机枪枪弹厂，厂址定在长治县境内王村，之后又因不符合战备要求停建，报废厂址再次选址，定在了隰县水头镇神南峪建厂，并于1966年8月开始建设，后由于水源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11月份又停建报废厂址，1966年底将厂址选定在隰县下里镇下均庄石马沟。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父亲被调到山西前进机器厂。山西前进机器厂简称“前机厂”，为三线建设时期在山西规划的7.62毫米轻重两用机枪制造厂，厂区最初选在灵石县境内，1969年6月经北京军区国防工办批准，最终定于临汾隰县康城公社水神头的一条山沟内。康城公社后来归属吕梁交口县，同年开工建设，1971年基本建成。生产任务是年产7.62毫米轻重两用机枪四千挺。前机厂在交口县四个兵工厂中是规模最大、职工人数最多、建设速度最快、建厂时间最短、投入生产最快的一个厂。自1971年建成，工厂就开始转入产品试制，到1977年试制产品两百五十三挺，由于产品迟迟未定型，一直没有投入批量生产。随着第一次全国地方军工大调整，于1984年底撤销了军工建制，划归太原市二轻局管理，1992年整体搬迁至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
我父亲刚到前机厂的时候，仍然是作为筹建组成员之一，与其他成员一起负责建厂工作，1972年11月担任前机厂武装部长，后来担任革委会副主任、顾问、纪检委书记等职务，一干就是近二十年；直到1984年8月1日，北京军区国防工办党委下发文件，我父亲才转为调研员；1988年8月9日，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谈到我父亲在地方上工作的二十二年，不由得想起南宋诗人陆游 《病起怀书》中的一句话：“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我觉得我父亲没有读到过陆游的这一句话，但他在工作中却深谙其道，把持有度。所以，无论是在山西凌云机械厂还是山西前进机器厂，我父亲作为筹建组成员之一，包括后来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他真正做到了恪尽职守、以厂为家，坚持原则、廉洁从政，从来没有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也没有消极怠工、偷奸耍懒，更没有做过不分是非、欺上瞒下、邀功请赏、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起组织的事。特别是担任纪检委书记后，父亲经常告诫家人：“我是纪检书记，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主要就是对单位和单位领导干部履行监督职责，我怎么能管不住自己呢？所以，你们也不要期望让我干什么违反原则的事。”
我母亲是1956年的随军家属，但我父亲一直都没有给她解决工作问题。我父亲刚调到前机厂，厂里处于筹建阶段，正是大量用人的时候，当时招收工人很多，符合条件就行。我母亲说她当时很想进入厂里工作，起码能够多一份收入，可我父亲就是不同意，他对我母亲说：“你就待在家里当好你的家属吧，我好歹也是厂里的领导，省得别人说闲话。”可是，当时厂里就有不少干部把自己的家属安排进去了，有的甚至连亲戚都安排了。我父亲老家也有两个兄弟，我的一个叔叔早早就去世了，我婶婶就让她家孩子来找我父亲，想给孩子在厂里安排一个工作。我父亲还是不管，他对人家说：“你又不是家属，我怎么安排你？违反政策的事不能干，这是我的职责。”结果，我婶婶还为此跟我家闹了意见。这事传出去，老家的人都说我父亲不办事，没有人情味，或者说他没本事。
记得是1969年，当时前机厂在祁县。那年我十七岁，许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都想去当兵，我也很想去，正好祁县的武装部长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只要我父亲去说句话，我就可以顺利入伍了。但他就是不给我去说，还说我是独生子，不够格，不符合国家政策，不能走后门。这件事，我一直不理解，后来，也就慢慢想通了，虽然我一直留在了厂里工作，但我也还锻炼得不错，当过师傅，带过徒弟，也算是为厂里、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了。
1969年，我想当兵没有走成，就在前进厂上班了，当时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正常招工进去的。我是儿子，是普通工人，在工具车间当铣工；我父亲是领导，是我的上级。父亲从来不照顾我，就让我一直在车间“摇摇把”，又苦又累又脏，没有办法，还得好好干，不然父亲知道了就会狠狠批评我。别的领导的子女，人家父母起码给安排当一个司机，那是一个很经济、实惠的工作，有的还推荐上大学，或者当工农兵学员。我父亲当时是有这个职权和资格的，可是他总是说：“咱们不能走这些为自家人谋好处的渠道，更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搞特殊，工作或待遇上的事应该由组织来做决定。”真是没有办法！后来，我的妹妹也通过正常招工渠道进了前进厂工作，她在车间里当磨工，一个女孩子家，也一样是吃苦受累。我们兄妹两个，一直就是当普普通通的工人，一直干到退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父亲工作上的关照。1975年我结婚，妻子也是前进厂的职工，她也想过让我父亲给调一下岗位，甚至晋升一下职称，我父亲不参与这些事情。他说：“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去努力，你要作出成绩来，才会有荣誉和待遇。靠我利用职权去帮忙，我做不到。我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没有沾过父亲的光，但我们都踏踏实实工作，像父亲一样恪尽职守，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同样也问心无愧。 （下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