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的事情很多，但愿意的东西很少。对愿意的人来说，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该，有时候会变得并不重要。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很排斥做自己内心不愿意做的事情。不管是表达语言还是作出行为，如果内心不愿意，总会不舒服。哪怕是简单的小事，比如道歉、感谢和赞美。一生中，可以的事情很多，但愿意的很少。
李四有难，急需用钱。张三有余力、有闲钱，完全可以帮忙。尽管李四有固定收入，有固定资产可以抵押，信用度高，具备还款条件，但张三是否会借钱给李四，解决李四的燃眉之急，还取决于张三的个人意愿。在客观条件都具备也就是条件都“可以”的情况下，行为是否发生，结果是否如期实现，最终还要看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千金难买我乐意”，强调的就是主观意愿的重要性。只有可以与愿意一致了，人才会有行动，事才可能有结果。
一些企业家在经营状况较好的时候完全有条件给员工多发点奖金或多做点社会公益，但很多企业主就是不愿意。结果只能是员工多发不了奖金，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也得不到增加。
可以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实力，或许是金钱，或许是权力，甚至可能是简单的态度和语言。愿意是一种心理行为，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选择。以愿意为前提的可以，才是真正的促成行动的可以。在生活和职场中，很多人容易对他人的“可以”进行“客观”的评判，却往往忽略他人内心是否“愿意”。如果凡事多问自己 “为什么”“凭什么”，“愿意”二字的重要性便会凸显出来。
愿意既有自主性，又有选择性。愿意的自主性，即在具备了可以的条件下，就看可以为的人是否愿意作为，愿意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可以为的人手里。
对愿意的人来说，有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该，有时变得不那么重要。在英国的德比郡有一个叫亚姆的小村庄，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被人们尊称为“瘟疫村”。请注意，这个称呼不是嘲笑，不是歧视，而是赞美和荣耀，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敬佩。1665年到1666年的英国伦敦流行鼠疫，亚姆村的一位裁缝这个时候接到了一个来自伦敦的包裹。很不幸，这个包裹中的布料上含有携带鼠疫病毒的跳蚤。很快，鼠疫在这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村庄泛滥。为了不传染这片土地的其他生命，在牧师的劝说下，亚姆村的村民共同作出了一个艰难又十分伟大的决定：把瘟疫挡在自己村里，阻止瘟疫向北扩散，全村人自发进入了“自我隔离”的状态。当时，即使邻村的村民主动为他们送饭，他们也坚决不允许靠近。亚姆村经历了400多天的自我隔离，付出了修痛的代价，几乎灭族，最后只有33个人挺过了瘟疫死里逃生。然而正是由于他们自发的牺牲，避免了瘟疫继续往北方肆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亚姆村对抗瘟疫作出的努力，把这个小村庄称为“瘟疫村”。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牧师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请把爱传递下去。”十年后，英王查理二世偶然从女仆口中听说了亚姆村这段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下令向全国宣传此事，并特赦亚姆村世代免征赋税。
从这件令人感叹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亚姆村的村民在面临不可抗的自然灾害时，原本可以选择顾全自己而出逃，然而他们最终在向善的信仰的驱动下，选择了大爱，选择了奉献，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更多的人。这是一种无私的“愿意”，其背后是高尚的情操和大爱的格局。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莫过于为蜀国弹精竭虑，曾写下感人肺腑的《出师表》的名相诸葛亮。后人最为好奇的是，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何宁愿辅佐扶不起的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绝不自立称帝。《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大意是，刘备驾崩前叫来诸葛亮安排后事，说，“你比曹丕有能耐多了，肯定能成大事。你能扶得起来我儿子的话，就辅佐他，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自立为帝。”诸葛亮痛哭流涕，承诺一定效忠刘禅。刘备又把儿子叫来，安顿他：“丞相今后辅佐你做事，你要对他像对亲爸爸一样。”
当然，就刘禅留给后世 “扶不起的阿斗”这样的名声来看，作为蜀国实际权力的掌控者，诸葛亮如果想要篡位，那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诸葛亮为何能为蜀国、为刘氏家族做到这一步，与其个人只希望做贤臣的“忠君爱民”的思想追求直接相关；同时，不得不说，刘备是相当擅长控制人心的。他在临死前托孤，自己先向诸葛亮抛出让他实在不行就自立称帝成就大业的话语，明知道诸葛亮不会想到也不会答应他的建议，但这样的临终遗言对诸葛亮来说足以打消他内心的二心；紧接着又让阿斗认诸葛亮做父亲，这一举动让诸葛亮对刘禅不仅背负着做忠臣的义务，还受托增加了做父亲的责任。因此，历史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在自立为帝的条件完全成熟且理由充分的情况下，诸葛亮出于对先帝的承诺和希望，直到劳累过度，病逝于北伐途中的五丈原。
如果条件不允许，那就是不可以。当主观上愿意而外在条件不具备，那就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漫长历史在朝代更替中前进发展，而各个朝代的灭亡绝不仅仅是末代皇帝无能所致，而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体制、一个系统已经以内部衰弱，必将走向消亡。就像明代的崇祯皇帝朱由俭，原本只是个王爷，17岁时从暴毙的哥哥朱由校手中继承了皇位。看似好命的他登基时面临的却是阉党肆虐、民怨四起、朝野内外纷乱不休，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局面。崇祯帝也绝对有心做那个拯救大明江山于水火的力挽狂澜者。他也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17岁登基就果断扳倒魏忠贤，惩治阉党，整理朝纲，收拾哥哥留下的烂摊子，也相当勤政。然而，明朝灭亡已不可阻挡，不管有没有李自成，不管是不是崇祯做皇帝，明朝都要灭亡。皇帝的作为只能加速或延缓，并不能改变灭亡的结局。公元1644年，在李自成破京城时，崇祯杀掉所有的女眷，在煤山自尽。
在具备可以的条件下，是否愿意的决策过程也是思考解决“凭什么”的过程。仅有可以的条件，达不成愿意，就会有满意的结果出现。反之，只有愿意，没有可以的条件，就会形成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在完全具备可以的条件的情况下，主观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和“凭什么”，或许就能找到“不愿意”的理由。要想让一个人愿意去做某一件事情，最起码要满足以下其中的一个前提：一是兴趣。比如有的人有钱也有闲，但就是不愿意去看电影，不喜欢喝酒，不喜欢打牌，不喜欢旅游。二是利益驱使。有的人无利不起早，只要对自己有好处、有可期待的回报就会很愿意。三是锦上添花。更多的人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愿意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能把成就一件事情的所有条件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只有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境下，他人才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更不是让帮助你的人倾其所有。四是情义所在。一个热心帮助他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曾经得到你帮助的人，一般都会愿意以帮助回馈于你。一个平时不知道关心别人和帮助他人的人，只是想要得到他人的关心和帮助，放在谁身上也不会特别愿意。五是没有伤害。谁都不想付出真心却换来伤害。帮助的人必须是诚信、上进、懂得感恩的。帮助的事必须是不违背法律、道德的。
摘自《可以与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