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向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从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向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域”各异，但可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由“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88年前，我一头钻入“译语”。“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 “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