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广亚 本报通讯员 韩瑞元 郝鹏飞
一名在北京开出租车还债的承包人，曾拖欠河南安阳两名工人的工资，由此产生两起劳务工资纠纷。在今年立秋前夕，安阳县法院驻院律师调解员经过兼顾情与法的调解，妥善化解了这两起纠纷，修复了他们的情谊。
迟迟未到的工资和说不出口的难处
8月5日清晨，在安阳县法院律师调解室里，两份劳务纠纷卷宗摊在桌上。
此前，张某、杨某在程某承包的墙面清理项目工地上干了几个月，活干得利利索索，工资却只拿到一点儿。张某、杨某催了好几次，程某总有理由往后推。张某、杨某实在等不下去了，一纸诉状将程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剩余工资及加班费，共计2.2万元。
案子不大，但张某、杨某心里堵得慌。安阳县法院驻院律师调解员第一次拨通程某的电话时，听筒那头是长长的沉默——那种沉默，像是在犹豫该不该接、接了又该怎么开口。许久，听筒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我不是不想给，我是真拿不出那么多钱……”
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无奈
原来，程某早已不是那个能拍板发工钱的承包人了。家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掏空了程某多年的积蓄，还让他背上了沉甸甸的外债。如今，程某孤身一人在北京开出租车，每天的收入，刨去房租、药费和一家老小的生活费，所剩无几。
“每天一睁眼就想着还债，晚上收车一算账，刨去该还的、能省的，连买瓶水都得在路边犹豫半天。”程某在电话里委屈地说，“我不是赖账的人。要是法院判我一次性付清欠的工资，我真拿不出来，到时候征信一‘黑’，连出租车都开不成了。”
驻院律师调解员放下电话，重新翻看卷宗。两名原告都是普通工人，那笔钱是他们顶着烈日、弯着腰，用满身粉尘换来的辛苦所得。而电话那头那个沙哑的声音里，藏着的是一个中年人被生活逼到墙角却还在拼命硬扛的无奈。
一边是法理，一边是生计
当天上午，驻院律师调解员打电话联系两名原告，先拉家常，之后又缓缓说起了程某如今的处境。“他现在的家，就像一辆超载的车上陡坡，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驻院律师调解员说，“你们在他那干过活儿，知道他是个爽快人。要不是真难到这个份儿上，他不会把你们的工资拖到今天。”
张某起初说“我们也要过日子啊”，可当他听到程某在北京连一瓶水都不舍得买时，没再说话。杨某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问：“那他打算怎么还我们钱？”
驻院律师调解员再次联系程某：“老程，两名工友的苦处你比谁都清楚。从法律上来说，支付报酬是硬杠杠，你得拿出诚意来，哪怕先还一点儿，让弟兄们看到你的诚意。”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程某像是下定了决心，说：“杨某那1000块，我今天就想办法凑齐。张某的21000块，我能不能分期还？每月还1300块，我一定准时给他，一天都不拖。”
一场跨越千里的“云端签约”
驻院律师调解员带着这个方案，再次找到张某、杨某，掰着手指头替他们算了一笔“时间账”：如果坚持开庭，诉讼费、路费、误工费，哪一样都是额外的负担。此外，如果程某因为这场诉讼丢了饭碗，那张某、杨某剩下的工资，就真的遥遥无期了。
杨某先点了头：“如果他今天能给我那1000块工资，我今天就撤诉。”张某低头想了很久，说：“行，就按他说的办。大家都不容易。”
当天下午4时，一场跨越千里的“云端签约”，在河南安阳和北京之间展开。程某在出租车换班的间隙，蹲在路边，用手机登录电子签署平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名。张某、杨某坐在安阳县法院调解室里，在驻院律师调解员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完成电子签名。
两份调解协议同步生成的那一刻，程某发来一条语音消息。语音里，程某的声音有些发颤：“张哥、杨兄弟，谢谢你们……我每个月1号前一定转钱，绝不食言。”
几乎同时，杨某的手机响了——1000元到账，分文不差。杨某盯着屏幕看了两秒，随即提交了撤诉申请。
那天傍晚，北京的晚风穿过出租车半开的车窗，程某第一次觉得这风是轻快的。千里外的安阳，张某和杨某坐在晚饭桌前，终于能踏实地说一句“活儿没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