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张某系专业电商直播从业人员。2024年8月，张某与永城市某文化传媒公司签订直播合作合同，双方约定合作期限为两年，履约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了排他性直播义务：合作期内，张某不得在任何第三方平台开展同类直播业务，未经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使用任何其他账号进行直播活动，若违反上述约定，即构成严重违约，需向公司承担违约金、律师费等全部经济损失。
今年1月，涉案合同尚未届满、双方合作关系仍存续期间，张某在未取得所属文化传媒公司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小号，为其他合作主体开展多次直播活动。该公司发现张某的违规行为后，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除双方的直播合作合同，判令张某支付违约金5万元、律师费5000元。
庭审中，张某提出抗辩主张，认为双方名义上签订的是合作合同，实际存在劳动关系，自己不应依据合作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审理过程及法律适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直播合作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张某在合同履行期内，未经许可擅自更换账号、为第三方开展同类直播业务的事实清晰、证据充分，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为三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究竟为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张某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约；原告诉请的违约金金额是否过高、是否应予调整。
针对法律关系性质争议：张某主张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其未能提交工资发放流水、考勤记录、社会保险缴纳凭证、专属工作安排记录等能够佐证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认定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涉案合作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对于违约行为的认定。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了排他性直播义务，张某在合作期限未届满、未取得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他账号开展同类直播活动，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公司有权主张解除合同、追究张某的违约责任。
关于违约金金额的争议。该文化传媒公司起诉主张张某支付违约金5万元。法院综合考量合同实际履行进度、张某的主观过错程度、公司预期经济利益损失以及行业交易惯例等多重因素，认定5万元违约金标准过高，遂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2万元。同时，涉案合同明确约定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且该文化传媒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5000元，该主张合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直播合作合同；判令张某向该文化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2万元、律师费5000元，各项费用合计2.5万元；驳回该文化传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启示
对电商直播从业人员的启示
审慎签署合作合同，严守契约履约义务。电商直播行业的商事合作合同一经签署即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严格保护，从业人员切勿随意违约。擅自跳槽、私设小号、私下为第三方开展直播等违规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严重违约情形，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付出相应法律代价。
劳动关系主张需依托完整证据。若从业人员与传媒公司实际存在劳动关系，并非商事合作关系，应当全程留存工资转账记录、日常考勤台账、社保缴纳凭证、工作群指令记录、工作安排通知等核心证据。无证据支撑的劳动关系主张，无法得到司法机关支持。
明晰合同约束范围，规避隐形违约风险。直播合作合同中约定的从业身份、艺名、直播账号、从业权限等相关条款均具有约束力，私自更换个人账号、借用他人账号开展同类直播的行为同样属于违约行为，需承担对应法律责任。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与风险防范的启示
强化契约法律意识，细致审核合同条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签署各类合作、从业合同前，需重点核查合作期限、排他性经营、竞业限制、违约责任、解约条件等核心条款，全面知晓自身权利与义务，杜绝盲目签字、草率履约。
规范办理解约流程，杜绝擅自违规解约。若因个人发展、工作变动等原因确需提前解除合同，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流程，通过书面协商、签订解约或变更协议等方式稳妥处理，严禁擅自停岗、私下接单、入驻第三方平台开展同类业务，避免因“裸辞”“私单”引发违约纠纷。
合理运用法律权利，申请调整过高违约金。我国法律对违约金数额具有公平性规制，禁止天价违约金。若遭遇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远超实际损失的情形，当事人可依法向法院请求酌情调减违约金金额，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直播平台及传媒企业的启示
企业在拟定直播合作合同时，需秉持公平合理原则，设定与实际经营损失、行业标准相匹配的违约金条款，约定金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同时，企业需建立完善的证据留存机制，针对主播违约直播、私下接单、擅自离岗等行为，及时固定直播录屏、后台数据、沟通记录、公证文书等证据，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维护自身商业权益。
（永城市法院、永城市司法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