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维一体”机制 破解“查扣冻”监督难题

　　□索站超 王云伊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查封、扣押与冻结，是保障诉讼、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必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超范围、超数额、超期限“查冻扣”的不规范情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监督涉案财物处置行为的权力。但是，当前的监督存在书面审查不够全面、对“查扣冻”措施的监督相对滞后、监督效力有限等问题。如何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值得深入研究。

　　一、侦查阶段涉案财物处置存在的问题

　　2025年以来，最高检发布多个涉案财物处置监督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发现当前侦查机关在涉案财物处置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

　　合法财产与涉案资金混同。在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物流公司资金被超范围冻结的案件。A省某物流公司与B省某公司合作成立甲、乙公司。后因甲、乙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B省侦查机关在未查明涉案资金数额与关联账户资金性质的情况下，仅因各方存在资金往来，便通过异地线上方式全额冻结A省某物流公司及其5家关联公司的17个账户资金，共计8000余万元。最终，经A省检察机关跨省协作监督，相关账户才得以解冻。

　　“查冻扣”措施容易突破比例原则。2023年5月11日至31日，潘某某等人使用非法获取的C省两家化工有限公司的资质，在某化工企业开设购油账户，以购油款名义向账户汇入5468.6万元（其中涉诈资金2059.67万元），再将所购油品出售，以达到“洗白”涉诈资金的目的。某化工企业在油品交易过程中，并不知道资金的性质及来源，其出于正常经营行为接受了资金。后因有涉诈资金汇入，某化工企业的账户先后被多家外地公安机关冻结，账户内24亿余元经营资金无法使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先行解除冻结某化工企业账户的建议。2023年6月，24亿余元经营资金先后得以解冻，某化工企业恢复正常经营。

　　涉案财物被长期悬置。最高检发布的案例中，有一起当事人为黄某某等人的案件。该案于2021年12月13日被立案侦查，当事人的2亿余元财物被查封。2022年12月31日，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发出解除“查扣冻”措施的通知书，但公安机关以“复议复核”为由，拖延解除“查扣冻”措施。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公安机关仍未解除“查扣冻”措施。最终，在两级检察机关一体履职、通报上级公安机关后，“查扣冻”措施才全部解除。

　　二、涉案财物处置监督面临的挑战

　　在前述的3个案例中，检察机关均发出了相应的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涉案财物监督面临3个挑战：

　　监督权限存在缺陷。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仅能对“查扣冻”措施展开事后监督，无法介入处置决策过程。在前述物流公司资金被超范围冻结的案件中，A省检察机关只能通过上报上级检察机关、与B省检察机关沟通协作才能解冻资金，这种“事后救济型”监督模式与涉案财物处置的时效性要求是脱节的。

　　强制力保障机制缺失。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处置的监督形式，主要是发出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建议”，对被监督机关缺乏约束力。纠正违法通知书虽有一定的刚性，但约束力也有限。在前述的黄某某等人案中，公安机关收到解除“查扣冻”措施的通知书仍不解除，而是在上级通报后才解除。

　　程序衔接存在障碍。在涉案财物移送方面，存在程序脱节现象。如果涉案财物移送不全，检察机关开展的书面审查难以发现此类资金滞留问题。

　　三、“三维一体”机制的构建

　　破解“查扣冻”监督难题，构建“三维一体”机制很有必要。三个维度的机制构建，有助于达到规范涉案财物处置行为的目的。

　　一是拓展监督权限，推动检察监督从事后救济向全程介入转变。检察机关如有涉案财物处置的程序知情权和异议权，对侦查机关处置行为的监督就会更加有力。侦查机关在采取“查扣冻”措施后24小时内向检察机关通报，检察机关认为明显不当的，可以提出暂缓执行建议。这种事前审查的引入，有助于解决“查扣冻”监督难题。

　　二是通过强制力保障，实现检察监督从柔性建议到刚性约束的转变。首先，应在立法层面赋权，对于明显违法的“查扣冻”措施，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后，被监督机关应当停止执行，待审查完毕再行处理。被监督机关拒不采纳监督意见时，法律上应有明确的程序救济渠道。例如，由上级检察机关向被监督机关的上级机关通报，督促纠正。

　　三是消除程序衔接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对于涉案财物移送不全、资金滞留等问题，可以考虑建立涉案财物清单强制移送制度。检察机关收到清单后应当进行核对，发现移送不全或明显遗漏的，可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或补充移送。对于长期未处置的涉案财物，检察机关应当定期跟踪，督促其得到及时处置。

　　涉案财物处置监督机制的完善，并非是要削弱侦查权、监察权，而是要通过制度改革，促进“查扣冻”措施规范化，进而维护公民与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

　　（作者索站超系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作者王云伊系河南大学法学院202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