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波 崔明亮
破产程序旨在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但因系终局性财产分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博弈激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突出，易滋生债权人、债务人等利害关系人的道德风险，致使破产程序异化为“逃废债”的工具。近年来，破产虚假诉讼呈现出高发、隐蔽、复杂的态势，已成为检察监督的重点关注对象。
传统检察监督因线索发现难、调查核实慢、覆盖范围窄、监督滞后、类案监督效应不足等局限，对破产虚假诉讼难以实现精准、高效规制。数字时代的到来，助推检察监督模式重塑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数字检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支撑，以数据整合、模型构建、智能分析、类案监督为核心，推动检察工作理念、机制、方法整体转型重塑，为破解破产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
一、破产虚假诉讼的特征与样态解析
（一）破产虚假诉讼的特征
从时间维度看，破产虚假诉讼多发于事实破产状态或破产临界期间（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至一年内）。从主体维度看，破产虚假诉讼的参与主体不限于债权人、债务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股东，实际控制人乃至破产管理人均有可能参与，相关主体之间往往存在关联关系，典型如关联企业之间实施虚假交易行为。从行为特征看，破产虚假诉讼兼具复杂性、专业性与隐蔽性。该类诉讼牵涉多部实体法与程序法规范，对关联交易、财务造假等行为的识别认定，还需要具备会计、审计、金融、公司治理等跨学科专业素养。行为人借合法形式谋取不当利益，行为极具隐蔽性。例如行为人以生效裁判文书申报破产债权，管理人受多重因素制约，难以通过再审程序推翻相关裁判，这也是实务中滋生债务人及相关主体道德风险的重要诱因。从危害后果层面看，破产虚假诉讼违背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立法宗旨，严重损害司法秩序与权威。若无法对此类行为实施有效监督，将动摇破产法法治根基，致使破产程序沦为相关主体逃避债务的工具。
（二）破产虚假诉讼的样态
结合各地规范性文件及司法实务，破产虚假诉讼主要表现为以下样态：1.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及以物抵债协议；2.伪造、变造债权凭证，以此开展虚假债权申报；3.利用隐瞒真实情况、捏造事实所形成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及其他法律文书申报债权；4.与债务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担保义务；5.与债务人及相关关联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对债务人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6.隐瞒债务清偿事实，刻意虚增债权申报金额；7.冒用他人名义违规申报破产债权；8.在破产债权确认之诉、破产撤销权之诉中实施虚假诉讼行为。整体来看，破产虚假诉讼多集中发生于债权申报环节，大体可划分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虚增债权金额、虚构债权性质等典型形态。
二、传统检察监督的实践困境
（一）线索发现难，调查核实难
线索发现是开展破产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前提。传统监督模式主要依赖利害关系人举报、法院案件移送等渠道，呈现出被动性、随机性与滞后性等弊端。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成因，在于检察机关与涉案关联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信息孤岛现象突出，同时调查核实手段有限、部门协同联动不足。实践中，调查核实往往需要调取银行流水、交易记录、关联企业信息、社保记录等资料，而这些数据一般由债务人、破产管理人及相关部门掌握，检察机关调取核实时可能会面临渠道不畅、获取受阻等问题。此外，传统模式下信息筛选、证据甄别及疑点识别高度依赖人工阅卷与个案研判，不仅耗费大量司法资源，也大幅降低了检察监督质效。同时，以往检察监督多以事后书面审查为主，监督介入节点明显滞后于破产虚假诉讼的行为发生阶段。加之破产虚假诉讼本身兼具专业性、隐蔽性与复杂性，致使检察机关难以及时精准识别案件异常线索。
（二）类案监督效应不足
破产虚假诉讼呈现高发多发、同类化特征显著、关联牵扯性强、社会影响广泛等特征，仅依靠个案监督难以实现系统治理，监督模式须向类案监督转型。传统检察监督多局限于个案单独审查，存在监督对象单一、监督目标受限、监督方式被动、治理成效碎片化等问题。加之数字检察赋能不足，监督工作过度依赖人工审查，拓展能力有限，无法将破产虚假诉讼的个案特征转化为可量化、可检索、可比对的类案识别标准。这导致监督经验难以快速复制、难以规模化应用，无法充分释放“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检察监督治理效能。
（三）复合型检察人才培育机制不健全
部分检察机关仍秉持 “重单一专业、轻跨领域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传统刑事检察业务上，忽视对干警跨领域知识储备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系统塑造。由于缺少数字技术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的实战培养场景，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容易流于形式。部分检察人员既欠缺跨领域专业知识，又缺乏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传统单一型检察人员已难以适配破产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履职需要。
三、数字检察监督的应用路径
（一）畅通检察监督大数据归集调用渠道
数字检察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检察监督线索来源匮乏的困境。通过推动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建立线索联动机制，打破各办案机关之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跨部门协同共治格局。办理破产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案件，通常还会调取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机构、人社部门、劳动仲裁机构等多单位的相关数据。但目前各部门间数据共享不畅，协作机制尚不健全，大幅增加了线索核查难度。对此，应探索搭建破产领域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例如，苏州市检察院研发的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与法院共建关联案件信息网络，同时对接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企查查”等商业征信平台，建立信息数据共享机制，以“一网一制”模式助力监督平台获取案件信息。待条件成熟后，可构建全国统一的破产领域检察监督大数据平台。
（二）人机结合：算法模型+人工研判
将破产虚假诉讼案件进行要素化拆解，提炼其核心特征、典型样态及异常点等，进而转化为数据规则与算法逻辑，以此构建破产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模型。依托算法模型对数据开展自动碰撞、职能比对与精准筛查，标记异常案件并生成监督线索清单。借助算法对破产债权申报数据开展职能对比分析，可精准识别虚假债权申报的可疑线索，包括债权数额异常、申报时间集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存在关联关系、证据存在伪造痕迹等，变“坐等线索”为“主动发现”。依托技术手段对算法运行数据实施实时监测，针对算法偏离预设目标、决策准确率骤降等异常行为及时介入调整。同时建立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日志留痕与异议标注机制，以防范算法歧视，破解“技术黑箱”难题。
另外，依托数据喂养与迭代模型训练，驱动监督模型实现自主学习、动态优化更新，不断强化复杂破产案件的解析能力，探索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与事后追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通过凝练类案监督要点，使成功办案经验能够快速得到复制推广、规模化落地应用，实现一地突破，全域共享。在此基础上，推动数字检察从“技术工具”升级为“治理范式”，持续放大法律监督效能。同时发掘社会治理深层次问题，以制发检察建议、提交专项报告、提出立法完善建议等方式，助推行业治理与制度规范健全完善，最终实现从个案审查到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跃迁。
（三）复合型检察人才培育：法律+技术
当前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业务融合仍显不足，存在技术人员不懂检察业务、检察官不懂技术的现实短板。对此，应当树立人机结合、数字赋能监督、监督助推治理的工作理念，摒弃“唯人工论”或“唯数字论”的片面认识。依托数字技术研判破产虚假诉讼发展态势，明晰监督重点与风险预防方向。将数字理论与数字化应用纳入检察人员常规培训体系，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强化实务实操训练。同时，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激励检察人员参与监督模型研发，打造既精通检察业务又懂技术的检察官人才队伍。（本文系2025年度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项目“破产程序中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完善建议”（项目号：YJ2025007）的阶段性成果。陈军波，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明亮，河南大学法学院校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