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军强 胡斌
2月4日，立春。从田间吹来的风，温和了起来。
高庄，襄城县十里铺镇最西的一个村，驱车从县法院城关（女子）法庭过来，得20多分钟。4个月来，法官已来过5次，记者也来过两次。
10年了，高冬冬（化名）一直不愿见妈。路上，想起这个才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庭长万方芳和同事心里就沉甸甸的。
4个月前，高冬冬诉母亲支付抚养费一案，进入城关法庭。作为全县家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地，开庭前，法庭会对所有案件先行调解。而为了保证调解效果，在调解前，法庭还特别设置了一个家事调查环节——访村委、进学校、找相关当事人，摸清案情。
2025年7月，河南法治报开设《女子法庭蹲点记》专栏，记者每半月赴该法庭蹲点采访一次，目前已持续半年多。
万方芳去冬冬家进行家事调查时，天下着雨。适逢记者蹲点采访，听说了冬冬的家事，记者当即随万方芳赴高庄。
这是一个没有院墙的农家。敲开生锈的铁皮门，安静的屋里，一片昏暗；打开灯，一片狼藉。提起10多年前不幸罹难的儿子和女儿，冬冬的爷爷奶奶不住地抹泪。冬冬妈再嫁后，一直是年迈的二老抚养冬冬。10年，冬冬长大了，却再也不愿见妈。
“案件不复杂，要办妥，真得用心。”万方芳说，几个月来，法庭多方协调，历经10余次调解，冬冬妈终于同意支付抚养费。
那天，雪花漫天，释然飘落。棘手的案，握手和了。案结了，冬冬的心理健康咋样？学习生活情况如何？办案法官一直牵挂着。2月4日，冬冬一放寒假，万方芳和同事就拎着慰问品，来到冬冬家。记者再次随行。
门前空地，暖阳惠风。几个小板凳半圆排开，3名女干警与冬冬的爷爷奶奶拉起了家常。
开轩面场圃，团坐话桑麻。坐在小板凳上调解的场景，在记者7个月的蹲点中，寻常可见。家和万事兴，国是千万家。襄城作为农业大县，家事矛盾在乡村矛盾中占比高、风险大。“家事无纠纷，基层就稳定”，已成当地基层治理的共识。2024年，襄城县法院选任9名女干警，依托城关法庭，创设了家事审判庭（女子法庭），对全县的家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家务事，多，还不好断。家事纠纷，想要化解在家门儿里，更难。庭前家事调查，和案后登门回访，就是女子法庭办案的“撒手锏”。往深处说，这两项工作，都不是司法办案的“必答题”。
“这得看你对基层法庭的理解——是简单的‘办案机构’，还是法院的‘派出机构’？”襄城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亚托出两手，反问记者。来襄城县法院工作两年多，张亚对基层法庭工作的理解是：基层法庭更应该是一个派出机构，服务派出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办案机构’，那么，只需要追求办案数量等外在指标。但作为‘派出机构’，当下的使命，就要融入基层高效能治理，赋能乡村振兴”。
不重数量重质量，不重判决重调解，就成了襄城基层法庭的导向。于是，调解，就成了一门耗时、耗力却又“不出功”的基层治理“必修课”。
对家事审判庭来说，更是如此。
“想要高效调解，就必须把功夫下在调解之前。”该法庭老法官牛军玲，有十几年的家事审判经验，一语道破。她的经验是：
双方家境、矛盾成因、利益关系、核心焦点、性格特征、诉讼期待……在每起案件开始调解之前，问题就已全盘摸清了。调解现场，直接“靶向治疗”。也正是因这一招，该庭的调解率、调解执行完毕率，在襄城县法院所有法庭中，都是最高的，而申请执行率和上诉率，却是最低。
“两高两低”，是女子法庭办案质量的一个注脚。另一个注脚，是“一降”：2025年，该法庭新收案件916件，比上一年减少了176件。
“我们一直想让家事案件的数量降下去，”万方芳欣慰地说，“就好像医生，都希望大家无灾无患，我们实现了！”
回访的现场，聊得正热。记者穿过简陋的厨房，来到后院。推开门，一片绿油油的麦地豁然开朗。“这些菜，都是我帮爷爷奶奶种的！”指着地头一畦畦的蒜苗，冬冬自豪地对记者说。
立春的风，化却了昔日大雪凝冻的坚冰。冬冬的这个冬天，不再寒冷。